日期：2018-09-24 09:42:13
　　《历史的侧面》（161）
　　但是，郭沫若那一套理论就不一样了，他那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学术垃圾来形容。因为实在是太古怪、太诡谲、太奇葩了，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也完全地超越了那个时代人类应有有的逻辑认知。它既不是学术的，也不是历史的，甚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讲究真理、追求实事求是的真精神，对后世可谓遗害无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封建”一词的原始古义（封土丰臣、领主采邑）被完全被抛弃，从西欧、日本那里逆向传过来的含义也被完全否决掉，然后再从实际的政治需要出发，生编硬造出来一大堆神一般的逻辑。
　　按照冯天瑜教授的说法，此种理论的推导过程是这样：
　　先将本来“依实定名”形成的关键词“封建”的固有概念加以剔除，然后根据所论时段（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个标准来，然后加给“封建”一词充其内涵，再把这种重新制作的“封建”名号，冠于秦汉至明清这段历史之上。这种关键词内涵的异动，事关重大：由于“封建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相应发生剧变。【107】
　　和他的“老战友”陶希圣一样，郭沫若关于中国古史的分期也做了多次修改。在1930年之前，他将殷商列为母系氏族社会、将周代列为奴隶社会。到了1945年，他在《十批判书》里又将殷商重新划归为奴隶制社会。等到20世纪50年代，他又提出“战国封建说”。不过，无论怎么改变，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一个大前提，就是：
　　“封建”非指一种国体或政制，不再取“封土建国”之义，而指一种社会形态，其特点约为苏俄理论界提出的封建社会三条标准（农奴制、农业自然经济、超经济掠夺），从而确认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108】

　　日期：2018-09-24 19:34:37
　　《历史的侧面》（162）
　　由此，中国的历史学界也发生了一次乾坤大挪移，其造成的损害不亚于自然界的一次大规模海啸和地震。它将本来用于修饰先秦时期政体制度的名词，彻彻底底地转变成经济学的术语，然后再强加给秦汉之后。
　　这种“概念上的误植”和“时空上的倒置”，使得后世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总是遇到各种难以名状的困难，乍听起来言辞凿凿，细究起来却似是而非，宣传起来信誓旦旦，可一归结到学术领域又模棱两可，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不但学生学起来困难，学者们研究起来困难，就连授课的老师、学背书的生，也是神经错乱的一塌糊涂。

　　当然了，这些还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种封建观的提出，掩盖了后世的很多事情，使得中国制度里的很多顽疾都被有意无意的掩盖了。
　　比如：
　　“封建”—这个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的东西，我们今天还在不遗余力的反对着，这是选错了目标、找错了对象、树错了敌人，是重拳击打在棉花上。
　　“专制”—这个两千年来，对中国伤害最深的东西、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很巧妙的躲过了一劫，躲在黑暗角落里偷偷的笑。
　　“贵族”—这个秦汉以后逐渐消失了的物种，其“名称”却顽强的存活着。君不见，中华大地有那么多贵族学校、贵族子弟。素不知，秦汉之后无贵族，又何来贵族子弟和学校之有？难道有了点儿骚钱就可以称贵族吗？
　　“官僚”—这个自秦汉以来实际统治中国的政治集团，一直长盛不衰，直到今天仍然顽强的存活着，虽然他们换了一个新马甲，称作“人民公仆”，实际上仍然是人民的主人，可以骑在人民头上拉屎，任意的作威作福。
　　…
　　我们甚至无法通过“借古”来“讽今”，也无法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做出正确的指导和恰当的评价，其用心之险恶真是昭然若揭。
　　日期：2018-09-25 08:35:41

　　《历史的侧面》（163）
　　其实，在“文丨革丨”之前，“西周封建论”还一度占据优势，“战国封建论”只能处于千年老二的位置，没有太多人相信他。因为他那套神理论，实在是太稀奇，太古怪、也太令人意外了，如果是一位偏远大学的一位普通教授说出来的，可能连发表都难，就更不要说名留青史了。那么，主流史学界为什么不采用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等人的“西周封建论”、偏偏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呢？

　　这主要是因为翦、范二老的性格太过正直，也太过书生意气。
　　刚建国的时候，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主要存在三大流派：
　　一派是以翦、吕二老为首的“西周封建论”；
　　一派是以郭沫若为首的“战国封建论”；
　　还有一派是以尚钺、何兹全为首的“魏晋封建论”（还有一派是侯外庐先生的“秦汉封建论”）。

　　要说起史料的丰富性、论证的严谨性、理论构架的完整性，可能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论”更胜一筹。然而可惜的是，“魏晋封建论”由于离政治主题太远，和主流意识形态挂不上钩，所以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始终郁郁不得志，而且屡遭迫害。
　　在当时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这两派长期对峙，针锋相对、互相PK，争夺“古代史分期”的话语权。
　　到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关于“中国通史陈列”部分应该按照哪一种分期观点进行布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是采用“西周封建论”呢？还是采用“战国封建论”呢？承办的单位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后来，参与讨论的翦伯赞先生显示出豁达的态度、高风亮节，主动提出还是按照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进行布置吧，从而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难题。
　　其实翦伯赞心里也明白，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是当时最贴近政治生态的，而自己这一套理论虽然更加贴近历史的事实，但跟不上政治的节奏，也无法满足政治的需求。可以说，“战国封建论”被指定为官方内定的指导思想，这是在学术界内部已经被定死了的，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死定”的不仅仅是确立“战国封建论”的主意，更是他们自己。1968年12月18日，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翦伯赞先生因承受不了红卫兵的迫害而吞安眠药自杀。

　　日期：2018-09-25 10:02:18
　　《历史的侧面》（164）
　　一般说来，在“文丨革丨”之前，“西周封建论”还占据着一定优势。但自从文丨革丨中期以后，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开始甚嚣尘上，逐渐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指定的唯一标准，并被刊印在历史教科书里，成为一代一代莘莘学子必须研习的内容。
　　实际上，郭沫若的那一套最奇葩、最荒诞、最怪异的理论之所以会乘着“文化***”的东风变成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内容，并不是因为他的论证逻辑有多么严密，或者他提供的论据有多大的说服力，而是依靠一门独家秘笈，就是—媚上，时时刻刻都遵循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

　　郭沫若一辈子都在遵循最高指示，无论出自于哪个门派、哪个宗派，哪个党派，哪个政治群体，有奶便是娘，从来没有过他有真正的自己的立场。不信你查一下他的黑历史，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等到建国以后，你再读一下他的文章，就会发现里边充斥着这样的话头：
　　“…说”；
　　“…又说”；
　　“…教导我们”；
　　“…指示我们”。

　　而这些字眼，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容易被当成“不良信息”而被官方封杀掉。可是，我们的郭大文豪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把这种趋炎附势的手段当成一种看家的本事。你看他写的文章，绝大多数都包含这样的不良“信息”，而且数量巨大。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紧跟政治的形势。
　　可是，“最高指示”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也是很不稳定的，很容易受到政治风向的影响。1973年，毛主席在读完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总感觉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有问题，似乎是在忽悠他，于是，就写了一首咏史诗（也是他晚年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质问郭沫若—《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