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看来，所谓的“封建之制”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经基本结束了，现在又何来封建之有呢？我们现在闹革命，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一定要瞧准革命的对象，不要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不管好东西坏东西，一通胡撞乱砸，那样做只会扰乱斗争的方向，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干扰。
　　日期：2018-09-23 11:19:37
　　《历史的侧面》（156）
　　然而，斗争归斗争，论战归论战，此次“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没有得到令各方面都很信服结论的情况下，就匆匆结束了。这倒不是各派的战士们不用心，而是抗日战争爆发了，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至于那些参与论战的队员，也都一哄而散。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全都偃旗息鼓、收兵回营。在这些人员当中有参军的、有参政的、有参战的，当然还有不少当汉奸的。至于秦朝之后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社会，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话题，被无限期搁置。
　　然而，要问“封建社会”的概念在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是如何被最终定型的，也许何怀宏先生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
　　“决定大陆后来几代人对中国历史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在上海的阁楼上，而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在这一过程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04】
　　这段话后面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就不再引用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他的著作里自己去寻找。
　　一般认为，今日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封建观（指：认为秦朝至清朝这一段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是一批大陆历史学家（比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遵照***的最高指示，然后在学术方面有所“发挥”才最终形成的。然而，经过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长期研究，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日期：2018-09-23 16:12:16
　　《历史的侧面》（157）
　　实际上，这种封建观的形成，并不是在***的授意下形成的，与之相反，***在其中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冯教授的说法，这种“泛封建观”，先是由郭沫若等一批人首先阐发，使之成为一种论调，然后由一些喉舌机关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使之成为一种潮流，最后，***又采纳其说，使之得到强化，再通过***本人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使这种“泛化”了的封建观（冯天瑜语）最终成为4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者普遍接受的“常识”。为此，冯教授还举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萌芽”例子。

　　冯教授说，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原文上，并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一说。这样的提法是在建国之后重新修订《***选集》时，才后加进去的。当时一批专家学者对该文进行重新修订，建议增加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后来，这个建议得到了***的许可。而“泛封建观”的形成也是如此，并非是出自于***的授意，而是***被动的接受了这种观念，反过来又使其扩大化【105】。

　　其实，像***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对理论本身谈不上任何兴趣，他们更在乎的是权变，因追逐权力而做灵活的变化，因灵活的变化而又获得更多的权力。理论对于他们而言，永远都只是工具而已，合适就拿过来用一用，不合适就一脚踢开。和所有的政治家一样，他们不需要太过高深的理论造诣，也不需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他们必备的只是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辨别力，可以在纷繁复杂的言论当中，及时捕获正确的声音。

　　这种人思想敏锐，灵活机变，悟性奇高，可以在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本质。这种人在对话里学习，在提问时思考，在辩论中升华，在实践中顿悟，可以在政治领域得到让普通人无法接受的、剥离了道德和七情六欲之后的“客观”事实。
　　而领袖这样的作风，反过来又深深影响了新思潮派的学者们。
　　日期：2018-09-23 19:03:23
　　《历史的侧面》（158）

　　作为“新思潮派”的主将，吕振羽、翦伯赞这两位历史学家向来主张“西周封建论”，也就是承认西周是封建社会，同时又认为从西周一直延伸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全都是“封建社会。
　　当然了，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一点确定无疑，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秦朝至清朝这一段历史。因为从历史的表现来看，这一段历史并不是封建的，而是皇权专制的，如何处理这一段历史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为了迎合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吕、翦二人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原有理论上进行二次改造，使之务必“封建”起来才行。
　　那么如何才能使之封建起来呢？

　　吕、翦二人采取的方式就是—“和稀泥”
　　也就是居中调和，我们承认西周是封建社会，同时又认为秦朝以后的社会形态是西周封建的一种“变态或延长”，或者“变了种的封建社会”。这样一来，既可以保持“封建”一词原始含义的不变，又可以和苏联那一套二手理论相配合，也算是一种无奈的折衷吧。
　　这样一来，就有了毛主席那句著名的论断：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06*】
　　你看，毛主席也是认同“西周封建说”的，并不认同郭沫若那一套奇谈怪论。
　　不过，吕、翦二人的“西周封建说”虽然在学术上打了马虎眼，却也有其自身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是他们把西周定义为“封建社会”，这是从“封建”一词的政治含义出发的，可是到了“秦清封建”那里，如果也从政治含义出发，那就行不通了。因为，先秦是封建制，秦朝之后是郡县制，这是古人早已规定好了的，你没法质疑，也没法改变。
　　怎么办呢？

　　日期：2018-09-23 19:45:29
　　《历史的侧面》（159）
　　有办法，吕、翦二人采取了当时很多人都使用的一种颇为流行的方法，就是将“封建”一词向“经济学”转化，认为—一切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关系”，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封建经济”。
　　大家注意啊，这里碰到问题的关键啦！

　　在这些人看来，凡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关系”都可以认定是封建社会的“本质”。
　　如果单从逻辑上说，这样的说法也许就是“对”的，因为不管是先秦的领主制、还是秦朝之后的地主制，都是封建领主或者郡县的地主，通过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来剥削劳动者。不管是最早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还是后来的货币地租，都体现了这样剥削关系。
　　可问题在于，既然你要强化和突出这种关系，为什么不另造新词儿，比如“剥削社会”、“土地剥削社会”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呢？为什么偏要把一个已经固化了两千年的词语强行拉过来，夺人所爱，用它来称呼呢？这不是半路里截胡、洞房里抢亲吗？也太让人反感了吧！
　　这也难怪大学问家胡适，称这场论战为“变名词的把戏”，算不上是学术的论战。
　　然而，当初的革命者之所以还会这么做，自然也有他们的道理。关于这一点，除了必须要跟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节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有利于革命的动员。
　　日期：2018-09-23 21:19:44
　　《历史的侧面》（160）
　　我们知道，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是一件非常劳心费神的事儿。除了要凝聚社会的共识之外，还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鼓舞大众。
　　当然了，仁义道德可以包打天下（干戈载戢）这样的鬼话最多可以骗一骗自己人，对于社会群体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晓之以利害关系，只有“利益”才能最终打动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对于“农民”这个最难被发动、也最难被组织的群体来说，更是如此。你要想把他们发动起来闹革命，就必须有一套过得硬的利害关系来说服他们才行。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以及造成这种处境的最根本原因。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当时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都很低，理解不了太过高深的革命道理，你跟他们讲什么是封建，什么是郡县、什么是领主、什么是地主，他们也不爱听啊，就算他们爱听，他们也能理解才行啊。就算给他们讲明白了，革命的时机也早就过去了，得不偿失。

　　所以，切实而可行的做法是将革命的理论简单化、精炼化、朴实化，使革命理论简单易行，革命口号朗朗上口，这在革命年代显得尤为的重要，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斗争的策略吧。所以说，对于那些革命先烈我们不能完全地责怪他们，认为他们有意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这么做，也有那个时代的不得已。
　　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嘛，任何人都一样，包括你和我。
　　所以说，“西周封建论”的历史地位也不能一概的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