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1-13 11:58:23
　　蒋琬对于曹魏政权奉行战而不大战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乃至为了抑制军方将士的主战情绪而把蜀军主力由汉中退迁至涪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种以小规模的偏师征伐换取政权法理正义的做法是适宜的，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北方局势尚且平稳，蜀汉方面在此期间大举征战基本没有胜算，这在前文已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到了蒋琬执政后期，各种史料已经难以见到执政者关于蜀汉天命众望和法理正义的政治宣示与诏告，更没有对于北方叛逆者的口诛笔伐—这曾经是诸葛亮生前凡事丁宁周至、念兹在兹的重大政治议题。

　　在诸葛亮执政后期，蜀军讨伐征战的频率相对较高，但诸葛亮事实上也在审慎把握着战争与和平、讨伐与休整的节奏。即使在“闭境劝农”期间，诸葛亮也时时处处不忘通过各种场合、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反反复复宣扬蜀汉方面的德行道义，不断强化政权的天命正统地位。
　　面对来自北方的和平演变攻势，诸葛亮以“檄移”的形式凛然作答：“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在会见宾朋、幕僚时，诸葛亮也念念不忘地反复重申：“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着勋于竹帛也。”在为后主撰写的《北伐诏书》中，诸葛亮更是浓墨揭批曹氏父子逆制憯越、罪行滔天：“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同时又不厌其烦地宣扬蜀汉政权的德望所在、正义之归。在《后出师表》里更是赫然提出：“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诸葛亮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此殷切繁复地陈述渲染，正是为了抢占舆论导向的至高点，争得蜀地官民对于政权的政治认同。有史料表明这种舆论上的政治攻势一直持续到蒋琬执政中期。公元238年，在蒋琬取得最高辅政地位的第五个年头，后主诏令蒋琬进驻汉中，其诏书依然是口诛笔伐，饱含凛然激昂之气：“寇难未弭，曹睿骄凶，辽东三郡劳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睿大兴众役，还相攻伐。囊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任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畔。”

　　这份言辞激切的诏文如果不是出自蒋琬之手笔，也势必要经过他的审阅、批改。因为蒋琬身为有录尚书事权力的大将军，为重大国是决策行文或者作出阅批指示是他的基本责任。诏文全中激愤昂扬，体现着决策者当时的立场和态度。然而仅仅六年过后，在蒋琬呈递给后主的奏折里，已经完全略去了与正逆、是非相关的意识形态措词，更没有类似“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的政治表述。关于蜀汉政权受命于天、承载众望的意识形态陈述，则被浓缩为极其简约的一句话而轻轻带过：“芟秽弭难，臣职是掌。”

　　与诸葛亮生前据道义而蔑视非义强权的态度截然不同，蒋琬在这份奏折里一反常态地渲染了北方政权在地域、幅员和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之强势：“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进而对蜀汉方面履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政治纲领和“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军事使命的方法、步骤和前景、态势作出令人沮丧的评估论述：“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

　　文中所流露出的无奈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早已没有诸葛亮在《正议》、《出师表》里所表达出的凛然和激昂。
　　日期：2018-01-13 12:10:21
　　现在梳理那段历史，不免生出诸多疑惑。在蒋琬执政期间，蜀汉虽然没有取得胜算的机会，但北方的曹魏政权当时已是暗流涌动，酝酿着风暴和变局。从后主公元238年所下的诏书文本里分析，三国之间的情报系统当时还算迅捷，魏明帝曹睿后期大兴土木，蜀汉高层知道得很清楚，所谓“睿大兴众役，还相攻伐”。以此推断，曹睿去世后的曹魏两大政治集团（司马懿、曹爽）激烈争斗、势同水火的局面，蒋琬应该也很清楚。他不难据此作出推断：北方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实际情况是在蒋琬去世于公元246年，三年后北方即发生高平陵事变，曹魏宗室势力惨遭清洗，司马懿父子一举控制曹魏政局。再往后推，司马懿嫡系势力薄弱的淮南地区接连发生高强度的军事叛乱，“淮南三叛”的后两次，惊天动地、血流成河。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预言的“天下有变”的时刻终于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蜀汉方面已经长期蓄积，再加上东吴方面的军事配合，如果同仇敌忾、勠心协力，未必就完全没有胜算。

　　那么，到蒋琬执政后期，北方的乱局已经初露端倪，蒋琬何以眼看机会即将到来却流露出如此灰心失望的情绪？高平陵事变发生后，诸葛亮生前苦苦期待的“天下有变”局面终于出现，作为奉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基本政治纲领的北伐战争在刘备、诸葛亮时代为巴蜀志士万众拥戴，缘何到了姜维时代却遭到朝堂一致反对，姜维本人因此陷入空前孤立，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都竭力反对北向用兵？

　　如果再把蒋琬身后的事情贯穿起来看，蜀汉中后期的事情便一目了然：从蒋琬执政后期开始，由于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而疏于教化，致使蜀汉社会的舆论导向出现重大问题，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陷入严重混乱。
　　蒋琬身后的事情，后文详述。这里提前引述《三国志杜琼传》里的一段记载：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谯周公然书写在柱子上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寓意极为悠长，具体字词寓意涉及到当时的谶语、预言，后文详述，但这是一条赤裸裸政治反动标语。
　　景耀五年，即公元262年。认真研读史料，蜀汉后期的好多事情荒诞得令人吃惊。蜀臣谯周在这种标语里对于北方的曹魏政权赞歌高颂、崇拜到了极点，所谓的“众而大”，“众”就是曹魏的“曹”，“大”就是曹魏的“魏”。那么，站在公元262年的时间点上回望，北方的曹魏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十三年前，随着高平陵事变发生，曹魏政权相对于曹家的皇室而言，已经名存实亡；五年前，曹魏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叛乱，此为“淮南三叛”的第三叛，叛军多达十五万，双方用兵四十万人；两年前，由于司马昭专权，小皇帝曹髦忧虑被废受辱，起兵“造反”，于是暴发了三国史上最伦乱纲常、最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权臣司马昭的部下把都给杀了。

　　客观地说，到公元262年，蜀汉内部也出现很多问题。史书记载诸葛瞻阵亡前曾经自责：“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从这段话推测宦官黄皓乱政，问题应该很严重。其实很多人翻遍史书，并没有找到更详尽的信息。史料记载的无非是黄皓谗言离间亲王刘永，致使刘永十多年不能朝见皇帝哥哥。很多臣僚纷纷依附黄皓，一些刚正不阿的人像罗宪、陈寿等没有得到重用。此外，还有黄皓在卫国战争前夕，擅自藏押姜维的奏折致使蜀军战机贻误。在这件事上，黄皓罪该万死但其实不负主要责任，这在前文有述。

　　蜀汉宦官黄皓的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史料确实没有记载什么十恶不赦的重大劣迹，因此只能推测与前期“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的清正和谐氛围相比，蜀汉后期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融洽、不和谐，再联系到《三国志》裴注引述《华阳国志》记载，姜维本来是要启奏天子除掉黄皓，后主轻描淡写的一番话就让姜维“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对比曹魏和东吴两方权臣动辙就要废弑皇帝，可以肯定地说，蜀汉后期出现在政权内部的问题远远没有突破当时法统纲常和政治伦理的底线，算不上什么重大原则问题。

　　再回到前文的标语事件。谯周是后世知名度最高的三国儒生、封建士大夫的代表。儒术地位始自两汉，当时的儒士最注重的伦理纲常就是君君臣臣、尊卑有序。如果站在谯周的角度看，现政权（即蜀汉朝廷方面)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是三国时期的权臣乱政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蜀汉宦官黄皓没有一兵一卒，想来乱也乱不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蜀汉政权的伦理纲常没有乱，原则和底线都没有被突破。而北方的曹魏方面不仅皇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境内叛乱四起、血雨腥风，到最后连都给杀了，站在儒家的观点说已经烂得彻头彻尾、烂到无以复加。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曹魏政权以儒家观点看既已糜烂到如此地步，蜀汉名儒谯周缘何依然流露出如此无限的仰慕、期待和崇拜？他奋笔疾书在柱子上的政治标语，当时行文应该是“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翻译成现在的话，意思就是：伟大的魏国啊，您是如此的高尚巍峨，巴蜀民众无不翘首盼望归心于您！偏安于益州的虚伪的政权啊，你既已到了覆灭边缘，何必假冒天命而苟延残喘？就让这可耻的一切快快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