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1-10 16:07:22
　　蜀汉大将军蒋琬青年时代，曾以州书佐的身份跟随先主刘备入川。刘备在益州经过三年苦战，才最终迫使刘璋开城投降。蒋琬本人因此对于战场上的残酷与血腥是不陌生的。他后来出留府长史长期驻守后方，全面负责征兵和军需物资的征调运输、供应，全面做到“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以他的练达睿智，对于诸葛亮“无岁不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该具有特别深刻的洞悉。
　　陈寿在《三国志》里间颂扬诸葛亮“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所有这些正面评价，同时也都折射出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北伐期间所出现的沉重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民众在战争中承担着大量而繁重的各项任务，筹粮纳贡、后勤补给，已经到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形象最完美的忠臣贤相，诸葛亮忠公体国、勤勉王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来受到后世人们的无限崇敬颂扬。尤其是诸葛亮治蜀期间所呈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和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诚动天地、义感千秋。诸葛亮精神因此早在三国当时便已超越敌我之间和功业成败的界限。在诸葛亮生前身后，推崇者遍及蜀、吴、魏三大政治集团，其政治对手也无不对他崇敬有加。晋朝统治者甚至不计前怨地诏令陈寿把诸葛亮文集遗著悉数录存，奉为圭臬，陈寿评价此举：“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作为一个伟大民族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精神的鲜明旗帜，诸葛亮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感召后世，决不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所能够轻易诋毁、抹灭。但是在现实层面，不得不承认诸葛亮确实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面。在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教化之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为巴蜀志士坚守不渝的政治信条，益州全境热切沉浸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远大理想，矢志不移地践行着“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立国基本纲领，这种激情澎湃的政治气氛驱使着蜀汉执政者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政治正确的伟大路线砥砺奋进、勇往直前，容不得有任何徘徊、犹豫，更不可能再有另外的路径可走。但是在现实层面，诸葛亮的继任者又无法回避蜀汉政权地处偏僻、幅员狭小的客观现实，纵然巴蜀地区物产丰饶，加上南中地区的资源支持，但是面对北方“跨带九州”、实力强大的曹魏政权，实在经不起那种无岁不征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的巨大消耗。

　　其实，即使在诸葛亮时代，长年累月的征战给蜀汉后方带来的沉重负担，到后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对于中央下达各郡的征兵任务、军需物资，很多郡国已经无法完成，所谓““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很多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声称男丁死亡。连诸葛亮的忠实崇拜者、东吴大鸿胪张俨也在《默记》里评价他“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东吴人张俨尚且能够看到的问题，作为诸葛亮的学生、爱将和接班人,大将军蒋琬毫无疑问对此有着更加深切的体味和感触。因此，在主战与不战的两难选择之间，蒋琬最终选择了一条相对折衷的军事路线，他一方面多次派遣姜维率领偏师北伐，出战而不是大战，只是接连不断地对曹魏边境地区形成袭扰，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形成“武嗣二帝、龚行天罚”的讨伐声势，以此应对朝廷和军方主战派的质疑和诘难，竭力避免没有任何胜算的大举出兵，避免无为透支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致力于“闭境勤农、育养民物”，静侯时机，蓄势待发。

　　蒋琬于243年奏经后主同意，把蜀军主力从汉中退迁涪县，正是为了奉行这种现实主义中间路线，实现适度军事收缩。客观地说，蒋琬在奏折里提出“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这一判断不够准确。暴发于蒋琬迁涪第二年的兴势之战表明，涪县这个地方决并不像蒋琬说的那样“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恰恰相反，涪县在区位上的最大劣势是距离前线过于遥远，一旦遇到前线军情危急，蜀军主力很难做到及时增援。

　　蒋琬当年以书佐身份随从刘备入川，涪县是他曾经多次到过的地方：公元211年刘备应邀入川抗击张鲁，正是在涪县与刘璋相会。第二年与刘璋反目，刘备率军南下攻打成都，途中再次经过涪县并在此发生激战。因此蒋琬对这里的交通区位不能说不熟。涪县即如今的四川省绵阳市，按如今的公路里程距离成都百余公里，而距离汉中治所南郑则有300多公里，距离南郑再往北边的边境军事一线则更加遥远。按照史书关于兴势之战的记载，北方曹爽于公元244年三月份兵出长安，自骆谷入汉中，费祎闰三月督诸军救汉中，四月才到达前线，历时一个多月。如果不是汉中守将王平采取的战术得当，援军尚未赶到，前线就有可能失守。

　　由于三国时期的特殊社会局面，执政者把政治、军事中心放在哪里，往往要取决于高层人物的政治需要和军事战略布局。蜀汉方面一直实行“双重心制”，政治中心在成都、军事重心则在汉中（蒋琬执政后期退迁至涪城、费祎曾经迁移至汉寿、姜维后期则是驻扎在沓中），这在前文有述。当时的曹魏和东吴在空间上也一直采取多重心布局。曹魏方面在曹操时代分别以许昌和邺城作为中心城市，曹操本人常驻于黄河北岸的邺城，而把汉室都城放在许昌。这一布局明显是因为大汉天子作为当时的天下共主仍然具有相应的民意基础。曹操把汉帝前置于更接近东吴和蜀汉的区域，更好地彰显其奉辞伐罪的政治优势。公元219年关羽北伐时，东吴治所本来在秣陵（今南京），但是孙权在偷袭关羽、攻占江陵后却在公丨安丨小城驻了将近两年。这是因为公丨安丨城为当年刘备当年所建，曾经是刘备集团在荆州的临时治所。孙权驻扎公丨安丨意在向天下昭示，刘备曾经盘踞的荆州版图已经完全被东吴方面所覆盖，蜀汉在荆州的势力存在已经成为过去。

　　蜀、吴夷陵之战后，刘备一直驻扎在白帝城直到去世。后人推测刘备本人始终没有回到成都，是出于夷陵惨败的羞愧和愤慨。但是这也引起东吴方面高度警觉。《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冬十月，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求和。”后人不免会想，东吴作为夷陵之战的胜利方，曾经把蜀军打得溃不成军，那么孙权听说刘备驻在白帝城，他究竟怕什么？其实孙权倒不是惧怕刘备本人具体驻扎在哪里，东吴方面担心的是在蜀汉天子驻扎的地方，势必重兵云集，而白帝城又在双方边境线上，从而对东吴构成了极大的战略隐患。回正题。

　　蒋琬所选定的蜀军主力所在地涪县在交通区位上既无任何军事优势可言，则蒋琬退迁涪县与其说是出于蜀汉方面军事上的调整需要，倒不如说是蒋琬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的政治选择。涪县相对于都城成都而言是蜀军的前沿，相对于汉中前线而言则是十足的蜀汉腹地、战略大后方。蒋琬把蜀军大本营迁退至此，既延续了蜀汉军力重心前置、时刻保持出兵讨伐的政治姿态，又体现了蒋琬在军事上实行适度回缩的战略布局。汉中作为蜀汉政权的国之咽喉、战争一线，又是前丞相诸葛亮长期驻扎、北伐出兵的地方，具有过于浓重的军事进取气息。军人天职就是打仗，军方将士不像执政者那样还要综合考虑经济民生等复杂而具体的国政事务。数万蜀军置身于前线，与敌军相隔咫尺而终不能战，难免会触情生情，遥想起诸葛亮当年万千雄师出祁山的情景，无端生出一些关于时事的妄论与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