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12-19 09:02:32
　　关羽军团撤离襄樊，败逃麦城，关羽父子被俘遇难。这是三国史上最令后人扼腕伤痛的事件。大家觉得刘备集团在赤壁战后风生水起，先是据有近半个荆州，随即攻占益州本部，紧接着又拿下汉中和东边的上庸、房陵、西城，重镇襄樊也几乎垂手可得。蜀汉政权的局面几乎勃兴到爆棚。但是这种大好局面在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嘎然中断，再经此后的夷陵战败而沉降至冰点，期间情势演变之快、兴败反差之大，不禁令人喟然叹息。以现在的眼光检讨，刘备集团在赤壁战后每年都有新局面而在接近鼎盛时却骤然跌入低谷，其演变过程有其完全充分的合理性。蜀汉先主刘备算得上是中国历代割据势力中最有理想抱负、最具仁爱情结和人格魅力的皇帝。刘备起于底层，具有草根阶层所特有的顽强执着、愈挫愈勇的搏击精神，但也有着起于底层的先天不足，在与东吴结盟期间表现出了过于明显的功利机会主义。赤壁之战对于刘备而言，既是一场救命仗、又是一场翻身仗，他通过此战一举改变了过去那种颠沛流离、居无寸土的被动局面。但是如果公平地看待这件事情，东吴方面除了与曹操撕破脸皮之外，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能不说吴主孙权在维持联盟方面是有大局观念的。他在刘备占领荆南四郡的情况下又把长江南岸的油江口（即公丨安丨）让给刘备，后来又把南郡“借”了出去。为了维护刘孙联盟，他把自己亲妹妹嫁给刘备。孙权后来提出与刘备联合取占益州，刘备找了个借口予以回绝，加之东吴方面的周瑜随后病逝，孙权也没有再说什么。孙权纵然有他自己的实际考虑，但是在对待刘备方面也也一直很够意思。等到刘备独占了益州，孙权终于决定采取行动，事情发生在公元215年,双方几乎要兵戈相向，正好赶上曹操打汉中威胁到刘备。孙权并没有借机落井下石地与刘备对着干，而是通过和谈与刘备平分了联军所占有的荆州六郡。

　　刘备于公元217年开始攻打汉中，前期一直损兵折将，大将吴兰、雷铜、任夔等阵亡，马超、张飞、陈式等纷纷落败。到了汉中之战的第三年（公元219年），战局突然逆转。年初，黄忠斩杀夏侯渊，曹操于三月份亲临汉中。刘备一方面让诸葛亮在成都筹集兵员、补给，实现全民参战，同时命令关羽在荆州起兵牵制曹操的东线兵力。此后赵云、黄忠联手偷袭曹操军粮，赵云巧设空城计大败曹操—三国时期的“空城计”由赵云设计，这在《三国志》裴注里有明确记载，曹军由此全面转入军事被动，蜀将刘封叫阵而曹操兵不敢出。此后不久，曹操决定撤军，汉中从此落入刘备手中。

　　刘备命令关羽军团北伐襄樊牵制曹操兵力，可从曹操五月份弃守汉中后即令徐晃急赴东面战场救援得到印证。前文提到的关羽玉玺事件也表明当时刘备和关羽的沟通非常顺畅。而关羽出兵襄樊确实对于刘备在西线汉中作战给予了强有力支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刘备并没有交待关羽要处理好与东吴方面的关系。
　　按照《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述《典略》的记载，关羽攻打襄樊时东吴方面曾经有过出兵配合，这说明孙、刘之间在战前是有沟通的。在这个过程中孙权玩了个小诡计，他在派兵支援关羽的同时命令援军缓速慢行，然后派使者去见关羽说援军正在路上。孙权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刘备已经在西线夺取了汉中、刘封孟达占领了东三郡，如果关羽再攻下襄樊，东吴方面的局面确实过于被动。关羽此前已经蛮横回绝了孙权方面的求婚。等这一次东吴使者到达襄樊时，关羽军团已经水淹七军，关羽正意得志满，竟然破口痛骂东吴方面的使者：“鲗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

　　这句话恰好点到了孙权的痛处。孙权鉴于蜀汉军队在汉中、上庸等东三郡和襄樊等三条战线接连得手的火爆局面，只好暗中与曹操方面联系。但是密谋归密度，孙权方面一直没有敢于轻易出手，直到关羽派军偷袭东吴粮寨，擅取湘关米—关羽在水淹七军俘获了数万曹军，令蜀军的后勤供应不堪重负。其实蜀军完全可以向盟军方面借粮，但是关羽本人过于狂傲，他采取的做法就是派兵硬抢，结果给东吴出兵偷袭带来了口实。

　　作为中国古代战史上形象最完美、最受崇敬的武行圣人，三国名将关羽在历史上历经美化，至今仍然是东方文化里至忠、至勇、至仁、至义的神话级人物。按照正史描述，关羽在当时的雄壮威武，名气就非常之大。襄樊之战其实也不见得就打得多么漂亮，襄阳、樊城两个城池一个都没有拿下，水俺七军主要是因为连降暴雨天帮忙，曹军又是一群旱鸭子。但纵观整个战争过程，蜀军方面的高级将领只有关羽一个，而曹军方面接连上阵的包括曹仁、满充、于禁、庞德、徐晃、李通、张郃、曹真，后期曹操又亲临一线督战（当时驻扎在摩陂），张辽、曹休等也在驰援途中。更不用说战争后期又有东吴方面出兵，吴主孙权赶到江陵，前来参战的也是东吴方面的全明星阵容：吕蒙、陆逊、韩当、徐盛、蒋钦、宋谦、潘璋、朱然等…关羽能够以一己之力而同时对抗包括曹操、孙权在内的曹魏、东吴两大集团的“全明星队”，作为一员武将而能有这种局面，纵使战败身死，应该说也算很值。回正题。

　　从本质上说，古代战争无异于两拨人在打群架，其所不同的是战争双方有组织、有准备、有纪律、有阵容。作为一具高强度的屠杀机器，各方主将都要按照各种战略意图对各种军队进行日常化的团队塑造，形成相应的组织配置、军事纪律、兵种搭配和各种各样的战术配合。进入战场之前，双方主将还要评估双方实力状况、地形地貌等实际情况排兵布阵，通过各种优化组合形成最佳的兵种部署和战斗组合。《三国志》记载了公元191年界桥之战（袁绍对抗公孙瓒）的排兵阵布情况。

　　这场战斗在界桥（大致在今河北省南皮县一带）以南二十里打响。当时公孙瓒统兵三万，以三个方阵并排出击，中间方阵为两万人的“白马义从”（公孙瓒的精锐步兵），左右两翼各有五千骑兵；袁绍方面由于拿不出像样的骑兵部队，只能排出梯形军阵，前锋突击队为大将麴义率领的八百名敢死队和一千名强弩兵，袁绍本人率领两万步兵跟随在后，形成以敢死队、强弩兵破对方骑兵的阵势。在这场战斗中，公孙瓒看到袁军前锋部队兵力有限，命令骑兵从两翼出击，试图以速度和力量摧毁袁军先锋，结果遭到麴义军的强烈反击。等待对方骑兵靠近时，麴义的先锋突击队“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千名强弩兵乱箭齐射，八百敢死队员奋战砍杀，瞬间斩杀敌军千余人，导致公孙瓒方面前军受阻。

　　在古代战争中，数万士兵集中在一个有限区域里“打群架”，各个方位的将士很难准确了解其他军阵里的战斗情况，因此现场指挥的重要性压倒一切。当时战场指挥手段无非是晃动令旗、吹奏军号或者击鼓发令，如果指挥得当，即使某个军阵出现问题，阵形一变就会有其他军阵及时补位，局面很快就能稳定下来。但是如果指挥失灵，任何一个区域出现混乱都可能迅速传导到其他阵位，从而导致整体混乱。在数以万计的人海中，一旦军阵内部出现混乱，所有将士就会变成无头的苍蝇而四散逃溃，所谓兵败如山倒。界桥之战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公孙瓒试图组织军队反击，但麴义率领的敢死队迅速攻至公孙瓒兵营并拔其牙门旗竿，公孙瓒军至此完全崩溃。数万军队追击砍杀，伤亡情况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