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内部罕见地出现了共治局面。这种局面与此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情形完全不同，而是由几位辅臣共同决策，相互协助、和衷共济。在蒋琬担任大将军期间与尚书令费祎形成政治搭档，蒋琬在外主军、费祎在都城修治内政，形成相互配合、制约局面；蒋琬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等重要职位让给费祎，他本人退居二线，但是他仍然具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而具体军政事务则由新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费祎负责。这种局面又持续了两年，直到公元246年蒋琬因病去世；第二年（公元247年），姜维被晋升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事实上又形成费祎与姜维共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姜维先是“加督中外军事”后升任大将军，拥有录尚书事的权力，与卫将军诸葛瞻、尚书令董厥等形成新的决策团队。

　　日期：2017-12-13 16:07:59

　　到蜀汉大将军蒋琬率军迁驻涪县的第二年，即公元244年，蜀、魏之间暴发了兴势之战。
　　没有史料显示曹魏方面这次南征与蒋琬迁涪有直接关联。但是按照史书记载，蒋琬迁涪后不久，东吴就获悉这一情报。以曹魏方面的情报搜寻能力，他们应该在同时获知这一信息并顺势作出军事反应。
　　蜀军大本营由汉中迁至涪县，所对应的历史事件是北方司马懿与曹爽联合辅政，但是曹爽已经完全掌握了曹魏方面的局势，司马懿被升任为太傅，事实上明升暗降，但是还没有完全“靠边站”。东吴方面的两宫之乱已经开始酝酿。曹魏大将军曹爽为了建立军功、进一步专权，决定讨伐蜀汉。他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雍州刺史郭淮为前锋，大举进攻汉中。
　　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司马昭以征蜀将军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驻扎在兴势。按照《晋书》记载，期间曾经发生过蜀将王林夜间偷袭司马昭军营事件，司马昭坚持按兵不动，王林无奈退走。《三国志》里没有关于蜀将王林的记载。司马昭当时身份是魏军主将夏侯玄的副手，他所驻扎的军营应该位于重兵守卫、相对安全的区域。如果按照《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战争形态来看，这位蜀将王林能够闯进司马昭的军营，身手应该相当了得。但《三国演义》里呈现的古代战争是小说家的模拟笔法，与三国战争的真实场景完全不同。

　　《三国演义》里所呈现的古战争场景最早应该源于戏剧舞台。中国戏剧起源要比通俗小说早得多。《三国志》里便有关于戏曲表演的记载。当时蜀汉文官许慈、胡潜两人不睦，经常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刘备感觉有趣，就让艺人把两人故事编成小品，在君臣共欢的宴会场上表演助兴。
　　舞台艺术有一个很大特点，是不允许把人物、场景以真实原貌的形态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只能以某种写意手法予以模拟。关羽身骑赤兔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搬到舞台上就只能被简化为身披绿色战袍的红脸武生挥着短鞭绕台十几步。由于关公在东方文化中的神一般的特殊地位，戏剧舞台上的关羽从脸谱到行头、兵器，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独有模式：头戴关公盔、身穿绿色关公靠，典型的关公脸谱，嘴上挂着浓黑飘逸的“关公髯”，手持青龙偃月刀。据说过去某些剧种里的关公扮演者在演出之前还要沐浴、斋戒，有老戏班还让演员化妆后在下巴上再画一个符号表明自己只是演员而不是关二爷，以免得冒犯神灵。关羽出场时的几个动作像“背刀”、“托刀”、“推髯”等也是独有的，亮相时还不能全部释放眼神，而是要眯缝着眼睛作似看非看状。演员出场都是要自报家门的，诸葛亮在京剧《失街亭》里出场后先是一段道白：忆昔当年居卧龙，万里乾坤掌握中。扫尽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大英雄，然后自报家门：“山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官拜武乡侯之职。”关羽与其他所有角色都不一样，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始终忌讳直呼关二爷的大名，因此关公出场道白只有廖廖数字：“某，汉寿亭侯。”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曾经当过元末起义将领张士诚的谋士，他在军事上未必有过什么建树，但是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古代战争肯定不会陌生。他至少很清楚他的主公张士诚在两军对阵时决无可能自己率先冲在最前面，更不可能在士兵接触之前先与敌军主将进行一番单打独斗。但文学作品又不大可能把所有将士在战场上的站位、冲锋和厮杀、搏斗的细节都逐一呈现出现，而只能把千军万马的群体形象浓缩到少数几个英雄豪杰身上，通过大将之间的对决展现恢弘战争场面，也使人物形象更加逼真生动。因此《三国演义》所呈现的古代战争基本上就是双方主将间的单挑，像三英战吕布、张飞战马超等，一方主将获得优势，则全军即大获全胜；主将被挑于马下，他身后的所有将士即刻兵败如山倒。这样一来，普通士兵在小说里更像是观战、看热闹的，除了在阵前呐喊助威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别的什么任务。

　　三国时代的战争决不是如此轻而易举的精彩。《三国志》尽管行文简略，却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冷兵器时代的战场真实情形。

　　日期：2017-12-14 16:01:00
　　三国时代的战争决不是如此轻而易举的精彩。《三国志》尽管行文简略，却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冷兵器时代的战场真实情形。
　　古代战争不排除有过大将单挑、对决的场景，《三国志》里对此也有记载。但是主将单挑都是出现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之下。在绝大多数时候，军事统帅、高级将领是不准许操刀上阵的。因为主将的目标太大，一旦出现主将伤亡事件，则其一方的战争机器就可能在瞬间失灵。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军事主将总是要被置于远离冲突、相对安全的隐蔽区域，主将的职责完全不是要冲锋在前、攻城陷阵，他们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军情形势下指挥调遣、运筹帷幄。即使那些中高级将领也总是要置身于较高地势、便于观察而敌军无法接近的偏后位置，以便于上传下达，临阵指挥。主将和高级将领周边都会有大量的亲兵护卫，在他们的外围应该布置有强弩手、铁骑兵以确保敌军无法接近，高级将官的身边还要配以身体强壮的长矛兵、短刀兵以便于贴身防卫。

　　最高军事统帅所处的营寨四周，还会有壕沟、“鹿角”等防御工事作为屏幕。像在公元219年关羽北伐期间，曹操派遣徐晃带兵支援樊城。《三国志》确切交代了蜀汉荆州方面的军事统帅关羽在战场上的位置。当时，关羽的前线总指挥部设在樊城附近的某个区域，关羽营寨的四周筑有壕沟工事，壕沟内外还放置着十多重“鹿角”——曹操在襄樊解围后表彰徐晃说：“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多斩首虏……”在关羽的外围，另有三座防御工事，分别是偃城、围头和四冢，每处都有重兵防守，是典型的三角防御工事，固若金汤，晚守难攻。

　　现在看来，关羽当时的战略战术非常精当。当时横穿襄樊的汉水已被关羽水军完全控制，蜀军因而能够在围困襄阳的同时，集中精锐部队重点攻打位于北岸的樊城。曹魏军队一度完全陷入被动，守将曹仁已经不敢死守襄阳，而是全力守护樊城，这样如果城被攻破，向北方还有逃跑的出路。当时樊城四周遭到洪水围困而摇摇欲坠。如果不是大将满宠主张坚守，曹仁几乎就要弃城逃走。如果关羽能够拿下北岸的樊城，南岸的襄阳将不攻自破，则三国历史可能又是另外的局面。

　　徐晃的援军一到，先是攻下关羽营寨外围的第一道防线偃城，然后佯攻围头，实打四冢——其实四冢也未必是真打，徐晃当时的目的应该是把主将关羽吸引出来。关羽果然再次暴露出他刚愎自用、自大轻敌的性格弱点。他所在在大本营除了外围屏障之外，身边还有五千精兵护卫。这五千兵力对攻不足但是防守绰绰有余。这支部队如果坚守不出，徐晃的援军未必就敢于轻举妄动地直接来到襄樊城下。关羽轻易离开营寨而选择主动出击，是因为他误差了军情，敌军主将徐晃是他的乡党、故交，两人曾经有过相当的交情。关羽以为他们之间不可能真枪真刀地对打起来。因此，战场上一度出现难得的温情。关羽、徐晃各骑战马走到阵前，先是一番寒喧。《三国志》对此记载是，“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

　　但是令关羽没有想到的是，徐晃在拉过家常之后突然脸色一变：“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关羽顿时惊愕，说：“大哥，咱兄弟们好不容易见面，你怎么这样说话？”徐晃答道：“我们兄弟之间只是私人交情，但现在这是军国大事”（《三国志》原文：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
　　这是名将关羽生前的最后一战。《三国演义》对此描写是，两军对阵后，先是关羽和徐晃两人之间的单挑对决，关羽当时因为身上箭伤发作而不敌徐晃，战败后徐晃军队乘势掩杀，关羽军队大败。而《三国志》则很明确交代，在两军交战之前，徐晃便下了战马（回到后方安全区域）。主将之间是决无可能直接交手的，关羽应该也是在卫兵护送之下向后回撤。等到两位主将后撤至安全区域，然后才是双方士兵的对攻。关羽麾下只有兵力五千人，双方实力悬殊，很快就被击溃。

　　关羽此后败逃麦城，被捕遇难，这是三国史上最令后人扼腕伤痛的事件。大家觉得刘备集团在赤壁战后风生水起，先是据有近半个荆州，随即攻占益州本部，紧接着又拿下汉中和东边的上庸、房陵、西城，重镇襄樊也几乎垂手可得。蜀汉政权的局面几乎勃兴到爆棚。但是这种大好局面在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嘎然中断，再经此后的夷陵战败而沉降至冰点，期间情势演变之快、兴败反差之大，不禁令人喟然叹息。以现在的眼光检讨，刘备集团在赤壁战后每年都有新局面而在接近鼎盛时却骤然跌入低谷，其演变过程有其完全充分的合理性。蜀汉先主刘备算得上是中国历代割据势力中最有理想抱负、最具仁爱情结和人格魅力的皇帝。刘备起于底层，具有草根阶层所特有的顽强执着、愈挫愈勇的搏击精神，但也有着起于底层的先天不足，在与东吴结盟期间表现出了过于明显的功利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