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三族”这三个字，写在史书上看似平常无奇，细想起来却阴森恐怖。“三族”，多数说法是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大都出身大族，婚配讲究门当户对，无论父族、母族还是妻族大都根系庞大。“夷三族”则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光，一杀就是几百、上千口人，场面令人不寒而栗。蜀汉方面虽然诸葛亮以刑法严峻著称，但是在对待罪犯方面，甚至是对于那些叛逃敌国的罪臣家属都显得异常宽容。麋竺的弟弟麋芳在关羽攻打襄樊后期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蜀汉痛失荆州。麋竺为此向刘备面缚请罪。刘备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予以极力劝慰。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走投无路，带兵投降曹操。当时有消息说其家人全部遭到诛杀。黄权深知蜀汉方面的政权文化，坚定认为不可能。事实表明他的家属在蜀汉生活得很好，其子黄崇官拜尚书郎，后来跟随诸葛瞻抗击魏军入侵，在乱军之中战死。

　　按照《三国志》及其注、引分析，从刘备、诸葛亮时代及至蒋琬、费祎、姜维等人执政期间，蜀汉内部重臣之间也都始终存在着各种博弈。诸葛亮在弹劾李严书中列举了诸多事实，指责李严试图为自己“开府”、组建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等，目的显然是要与诸葛亮分放庭抗立；在蒋琬时代，蒋琬本人与当时的后主及尚书令费祎之间在军事战略上明显也有分歧；费祎执政后与姜维之间政见不合则是公开的事实；到了姜维时代，姜维不仅与军中大将张翼、廖化、胡济、阎宇等人关系不睦，他的军事路线也遭到诸葛瞻、董厥等朝堂重臣的一致反对。这是连魏、吴高层都看得很清楚的事情。

　　日期：2017-12-04 16:39:36
　　感谢“历史知之甚少”平台的转载：）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85576868764372729&wfr=spider&for=pc

　　日期：2017-12-04 17:29:14
　　但是与魏、吴两方的内部斗争完全不同，蜀汉君臣之间、臣僚之间的争执主要是军、政公务层面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和争执既没有突破当时政治环境下忠诚君主、勤勉王事的基本原则，基本上也没有影响到君臣之间和臣僚之间的同心缪力、精诚协作。这种争执和分歧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和而不同”。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政治氛围中，蜀汉立国四十余年的基本局面始终是“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政权内部从未形成过权臣当道、肆意妄为的政治党羽，从未出现过局势震荡和大规模的清算、追杀，更没有出现过把天子当成傀儡、随意废立的不伦之事。诸葛亮虽“权倾一国”却没有培植自己的家庭势力，更没有让他的近亲远戚布满朝堂。他的弟弟诸葛均只是蜀汉的中级军官（长水校尉），养子诸葛乔则是一个带兵五六百人的基层将领。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后来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的儿子李丰仍然身居要职，诸葛亮对他一再宽慰。诸葛亮的继承者蒋琬、费祎都能像诸葛亮那样从不扶持其私人势力，蒋琬的儿子蒋斌到后来也只是个中级将领，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战斗到最后一刻。费祎也没有让儿子掌握核心权力，其子费承在宫廷里担任一般性职务，费祎遇刺后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进入姜维时代，卫将军诸葛瞻、大将张翼、胡济、阎宇等都与姜维政见不和。但是蜀汉方面从未发生过、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发生军事政变或者政治清洗，张翼、廖化等军中大将虽不赞同姜维的军事路线，但都能严格恪守政治和军事纪律，完全服从于大将军姜维的指挥、调遣。大将张翼是把他个人的不满说在当面，廖化只是私下连连叹息而已，但是对于上司姜维的军事安排，他们都能予以忠实执行。诸葛瞻、董厥等人认为姜维好战无功，也只是上奏皇帝试图削夺他的兵权。由于没有党羽之争和私人恩怨，诸葛瞻后来只是建议由大将阎宇取代姜维的大将军职位，却没有抹杀姜维的努力和贡献，更没有试图置他于死地，拟议中的权力调整方案是让姜维担任益州刺史。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使很多将领即使因特殊原因流落于敌方，而仍然对于故主保持忠诚。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后，魏国朝臣无不弹冠相庆，只有降将黄权独自静默，与当时的气氛格格不入。《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写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其实按照《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像关羽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历经磨难而回奔旧主的蜀将至少还有两位。一位是大将廖化，他作为关羽的主薄在襄樊之后后被东吴方面俘获。廖化思念旧主刘备，以诈死逃出官兵视线，然后带着自己的母亲昼夜西行，克服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回归蜀汉；另一位是蜀汉后期名将张裔，他于公元221年在出任地方长官时被当地叛乱势力抓获并送吴国。两年后蜀、吴通好，张裔抓住机会昼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吴方追赶时他已经进入自己的母国。

　　蜀汉政治的重臣大都是深受儒文化熏染、骨子里信奉家国一体的正人君子，他们因而手握重权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为，更不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蜀汉因而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清廉的政权，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凡人”，“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财资无余”，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蜀汉既以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为己任，因而也具有正统的天命政权特有的大气雍容，在少数民族政策方面主要以民族自治、包容怀柔为主，而不是以屠杀、灭绝为代价实现融合。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即撤出军队，不留兵、不运粮，在当地实行自治政策，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治理，同时从内地引入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有效缓解与当地官民之间的矛盾，达到“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后来为了充实成都平原，蜀汉又把万户少数民族迁移到内地。这些少数民族作战勇猛但是直爽莽撞，与当地豪族关系不睦。官方并没有以杀立威，而是引导豪门大族把拥有的金帛家产拿出来，以聘的形式实现结合。这些少数民族贪恋于巨额财产便心甘情愿地归顺于内地大族。于是逐步建立起安定有序的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南人上贡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为蜀汉北伐提供各种物资准备。

　　日期：2017-12-05 08:04:11
　　由于当时特殊的低温气候，民族融合是当时三国及两晋时期根本绕不过去的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因为北方牧草减产，如何应对少数民族大举内迁是当时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从这个
　　角度看，蜀汉政权的民族政策毫无疑问在当时是最好、最适宜的。如果这种自治包容的政策机制得以弘扬，势必将改写中国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至为关键的重大问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