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
　　理解有误……
　　日期：2017-12-01 09:00:33
　　第一节 后诸葛亮时代的国际局势
　　严格来讲，三国时期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形势。在中国古人眼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天下的最高管理者是天子——皇帝，他被认为是上天的儿子，受命于天而统治整个天下。因此在古人看来，“国际”、“国内”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完全重合的。尽管古人当时也知道天下还有很多偏远、遥不可及、皇帝根本管不到的地方。但大家认为皇帝管不到的那些地方都是荒蛮之地，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卫在皇帝统治区域的四周，因此被统称为“藩”，就是像篱笆、屏障一样拱卫着中华族群。开始的时候，皇帝能够管到的地方大致处于黄河淤积的中原，后来又拓展到长江流域及岭南。中原地区土质松散，便于耕种，文明发育较早，收获相对稳定而丰饶。古代先民便把这些区域称之为中华——“中”就是中心、中央，寓意天下之中；“华”就是华夏族群，也有人认为“华”通“花”。“中华”就是处于天下的中心位置、美丽富饶得像鲜花一般。

　　陈寿当年作史时并没有用《三国志》这样的书名。他分别撰写了《魏书》、《蜀书》和《吴书》。这三部书后来被合为一体，统称之为《三国志》。陈寿即使把魏、蜀、吴分开来写，也仍然严格按照一个天下的规制，他只给曹魏方面的皇帝以“纪”的待遇。“纪”的本意是纲纪，在纪传体史书里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刘备、孙权尽管也是皇帝，但他们只能受到普通的“传”的待遇，表明作者不承认他们作为皇帝的天命地位、不承认他们所创建的国家为正统政权。

　　陈寿只是在写到刘备父子时称之以“先主”、“后主”，而提到孙权时则直呼其名为“权”，以这种微妙的差别来体现他作为蜀汉故国旧臣的追思之意。
　　不光是陈寿本人这么认为。魏、蜀、吴三家当时也都坚持自己才是受之于天命的合法政权，而把其他政权统称之为“贼”，并因此接连不断地讨伐对方。曹操把对东吴和蜀汉的讨伐称之为“奉辞伐罪”，蜀汉方面以“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讨伐曹魏，东吴孙权也自称是“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
　　尽管三方都只是占居了局部区域而未能统一天下，但是各自的官职设置都具有全域性，像蜀汉的实际权治范围只有一个益州，而凉州、并州、冀州其他地区都处于曹魏政权的控制之下，但蜀汉中央仍然按照统一规制分别任命了凉州、并州、冀州等其他各州的刺史，其凉州刺史先后由马超、魏延、姜维等遥领，大将廖化遥领过并州剌史，张翼则遥领过冀州刺史。曹魏方面也相应地任命了徐州刺史、益州刺史。在公元219年刘备攻打汉中时，曹魏方面的益州刺史名叫赵颙，他和名将夏侯渊在定军山之战中被蜀将黄忠所杀。

　　蜀汉政权的国号只有一个字：“汉”。这是有人始终未能弄清楚的事情。公元221年刘备在益州建国时，其国号就是“汉”，与西汉、东汉同宗同源、一脉相承的“汉”，而不是“蜀汉”或者“季汉”。其实由刘邦所创建的西汉（也有人称之为前汉）、由刘秀所创建的东汉（也有人称之为后汉），当时的国号都是“汉”。所谓的西汉、东汉或者前汉、后汉，都是后人的称谓，目的为了将二者相区别。同样，蜀汉也是后人对于刘备在蜀地所建汉政权的别称。曹魏方面由于不承认这个汉政权，因此时常以其所在蜀地而称之为“蜀”。后主刘禅、诸葛亮等人当时为了区别此前建立的西汉和东汉，有时候也将己方政权自称为“季汉”。“季”有“小、末了”之意，“季汉”就是继西汉和东汉之后另外一个与之一脉相承而同样受命于天的大汉政权。诸葛亮去世后，后主刘禅在悼念诏书里便用此称谓：“（诸葛亮）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

　　蜀臣杨戏于公元241撰写诗文评价当时已经过世的蜀汉君臣，篇名就叫《季汉辅臣赞》。从法理上说，蜀汉政权的权治范围与西汉、东汉是完全重叠的。因此刘备称帝时提出“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建国纲领，就是要继承刘邦、刘秀所开创的天下社稷，代表天的旨意对逆乱窃国者予以惩罚，并坚信“窍取天下者必诛之。”曹魏政权迟早会像王莽、袁术之流一样遭到诛灭，汉室江山一定能够像高山大海那样永世长存、万寿无疆。

　　对于曹魏政权来说，唯一能够代表天下的就是“魏”，其法理基础就是禅让。按照《三国志》记载，曹魏方面的政治逻辑是：“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就是说大汉皇帝看到了天命、众望都在于魏的基本现实，于是主动提出来要按照古代先贤的做法，把皇位让给魏王曹丕。汉献帝不仅是主动地禅让，而且一让再让，当时的魏王曹丕则是义正辞严地一再推辞，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这才不得不顺从天命民望，勉强接受了帝位。

　　《三国志》一方面在《文帝纪》里交代汉献帝主动召集群臣决定禅让，同时又在《卫凯传》里指出，曹丕继任魏王后即把他的亲信卫觊安排到汉献帝身边，目的就是让卫凯做通汉帝的工作，使他尽快让位。《三国志》裴注引述《献帝传》里的记载则要复杂得多。公元220年11月，先是魏方的臣僚不断列举各种祧、图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魏王曹丕表示劝进，曹丕对此统统予以严正拒绝。他甚至严厉表示，自己宁可跳海而死也不能冒天下之不韪而接受禅让之诏。到了汉帝的第四次禅让诏书发布后，曹丕终于不再推辞，在臣僚奏折上批道：“可。”

　　轰轰烈烈的劝进与禅让过程虽然是一场政治闹剧，但至少在表面上看，魏政权接受禅让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问题。而蜀汉政权由于地处偏远，山水阻断，因此被看作是“化外之地”。即使这样，魏国也从未承认过蜀汉政权的合法存在，在曹魏所有官方文书里始终称呼蜀汉政权为“蜀”或者“贼”，而始终回避蜀汉政权所任命的各种官职。如果实在无法避开，就要在职务前面加上一个“伪”字，表明蜀汉政权是非法的。公元253年，魏方降将郭修刺杀蜀汉大将军，魏国皇帝为此下诏表彰刺客郭修，诏书称姜维为“蜀将”，而称费祎为“伪大将军”。总之，魏、蜀、吴三方政权并峙丝毫不影响魏国政权的法理正义，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这个天下的正统政权是魏，没有丝毫问题。

　　吴主孙权的政治图谱比较混乱，这大概是孙吴政权时常被后人忽视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三国对峙期间，军事冲突的热点区域主要是在东吴与魏国边界，双方在合肥、襄樊沿线对抗的频率和强度明显高于魏、蜀交界的汉中、岐山沿线。期间，东吴方面人才倍出、将星闪耀，其幅员、军事实力和团队质量等各方面情况客观上要比蜀汉方面更好一些。但由于缺乏明确有感召力的政治纲领，东吴方面给人留下印象始终像是个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