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注重“德治”、“仁政”，他明确主张“德主刑辅”、 “科”“教”相辅。他的助手（留府长史）张裔评价他：“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陈寿则评价他：“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主政期间还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开发南中，实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他在蜀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实现富国强兵。诸葛亮去世后,魏军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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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不遗余力地讴歌美化诸葛亮，把他刻划成为算无遗策、通天晓地、战无不胜的神话级人物。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远没有演义故事和民间流传的那样神算妙算、法力无边。诸葛亮一生做事周密严谨，时常“丁宁周致”，用现在的话说似乎显得有些唠叨、罗嗦。他在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撰写《作钢铠教》，不厌其烦地交待兵器制作部门在打造铠甲要反复折叠、锻打五次，制造矛枪则要反复十次：“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十折矛以给之。”

　　《诸葛亮集》收录了一篇诸葛亮撰写的教令：“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坏刀环千余枚，赖贼已走。问自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尔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这篇教令写于公元229年第三次北伐之后，诸葛亮在战前指示兵器制作部门赶制了一批斧头和刀具，用于加工鹿角（一种阻挡敌人进攻的防御兵器，用木桩制成三角架，架子上布满枝杈，形成鹿角而得名）。但是由于质量不过关，斧头、刀不经用。如果不是蜀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后果不堪设想。诸葛亮没有轻易处理这件事，而是按同样工艺又定制了百件刀斧，然后再试用百余天却没有再出现问题。这才判定制作工艺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制作部的人员不用心。事实查明，然而把相关责任人抓起来治罪。

　　诸葛亮做事之严谨周到、细致公允，由此可见一斑。由于他严格责己，处事公允，即使被他严厉惩处的人也都无怨无悔，真正做到“法加于人而无怨者”。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蜀汉罪臣李严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立新的机会，激愤而死。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当即垂泣：“吾终为左衽矣！”
　　诸葛亮还有一封写给他哥哥、东吴重臣诸葛瑾的书信："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信中的提到的“乔”即诸葛乔，是诸葛谨的二儿子。诸葛亮先前没有儿子（他的儿子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诸葛亮当时已经46岁），把诸葛乔过继为养子。诸葛亮写这封信相应的背景，是随着蜀军启动北伐，诸葛乔随军来到了汉中前线。当时实行轮休制，在前线值守一段时间后即可回到后方休整。诸葛乔本来到了轮休时间，应该回到成都，但是诸葛亮见其他将领子弟都在坚守前线，便让这位养子也留下来与大家荣辱与共，率领士兵在山谷中运转军需物品。

　　作为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完美的忠臣贤相，诸葛亮外在气质和内心世界超凡脱俗，个人抱负与家国兴亡休戚相关，勤勉王事与悲怜苍生融为一体。他从赤胆忠心地追随刘备到不负重托、勤勉王事，始终以钢浇铁铸般的坚定信念和磐石般的强大意志带领蜀汉团队矢志不移地践行着一个正统王朝才具有的远大理想与信念。在诸葛亮呕心沥血地积极努力下，“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基本政治纲领得到了益州上下高度认同，百万巴蜀儿女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众志成城、同心戮力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北伐事业，在乱世之中奏响奖率三军、北定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强音，张扬着正义与良善所特有的崇高与神圣。

　　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引起后世强烈非议。其实，诸葛亮是《三国志》里获得评价最高、最特殊的人物，陈寿不仅为他本人单独作传、倾心溢美之词在卷尾予以评价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还借助《诸葛氏集》进一步评价“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对于蜀汉功业未成之憾，陈寿也专门作出解释，一方面是由于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同时也是因为“众寡不侔，攻守异体”，而且“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陈寿并称颂诸葛亮去世半个世纪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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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在临终之前对政权接班人问题、他个人的家庭问题等都作了详尽交待。他在写给后主的奏折里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他交待自己的儿子诸葛瞻：“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他还特意交待属下把自己安葬在定军山下，丧事一切从简：“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诸葛亮一生周密严谨，凡事“丁宁周至”。然而在他的临终遗嘱里，却见不到他对于当时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问题有所交待。
　　蜀汉政权当时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是由诸葛亮发起并主导、他本人为之倾尽全部身心奋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然而始终未能取得突破的北伐事业，在他去世之后又将何去何从？
　　蜀汉政权将以何种方式坚持履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基本政治纲领？对于这些重大政治问题，诸葛亮在临终前只字未提。以诸葛亮的洞明和睿智，他应该在北伐征战过程中思索很多也了悟很多。诸葛亮对此未作任何交待，而是把所有政治选项都不加限锢地留给他的政治接班人，同时也把思索和疑惑留给了后世的人们。
　　日期：2017-11-30 15:5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