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11-30 11: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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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诸葛亮受托执掌蜀汉军政事务后，蜀汉政权的法理正义已经无法简单归结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当年刘备称帝，这么简短一句话便明确无误地昭示了蜀汉政权的天命基础和法理正义。刘备本人所具有的强大人格魅力和社会声望也足以使各方相信，由他刘备所开创的蜀汉政权才是那个刚刚被曹丕非法废黜的大一统帝国的真正继承者。蜀汉政权虽然暂时偏居益州，其所代表的则整个天下。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刘备这样具有如此强大人格魅力的人物。三国时期的大佬级人物,从汉献帝、曹操、袁绍、孙权、刘表、刘璋、陶谦、公孙瓒、董承等，凡与刘备有过交集的，无不是真心真意地赏识他、敬重他、接纳他、帮助他。他在荆州落难，当地十万民众紧紧跟随。后来大家听说他到了益州，于是又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投奔过来。
　　年轻的后主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感召力。因此在先主刘备去世后，益州境内人心浮动，民众对新政权前景心生疑虑，其实是对新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用当时叛乱的建宁太守雍闿的话说，我们都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但是现在天下鼎立，却有三个君主，这让我们这些位于僻远地方的人们都很惶惑，不知究竟应该归附于哪一方面。

　　诸葛亮受托辅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蜀汉所据有益州的幅员狭小，也不是蜀汉国力不强，而是在新形势下如何争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乱世中的地盘大小和实力强弱都是变量，随时可能发生逆转。而民众能否在政治上予以认同却直接关乎政权存亡。占据道义高点、取得法理正义，这是任何政权和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要面临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只有政治正确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名正言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失去了法理和道义上的正义性，也就意味着同时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诸葛亮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并为此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不遗余力地宣扬蜀汉政权的法理正义，竭尽全力地争取益州人士对于新政权的认可和支持。
　　公元223年，面对来自曹魏方面的劝降攻势，诸葛亮凛然著就政论名著《正议》，开门见山地指出天命所归者必须要有仁德、守道义，否则像项羽那种实力强大者也难以避免身死名裂的下场。紧接着又以王莽篡汉的非法性及其可耻下场，顺理成章地作出推断：“魏不审戒，今次之矣，免身为幸，刑在子孙。”换句话说，曹丕称帝就像王莽篡汉那样也是非法的、不义的，因此必将重蹈王莽之覆辙。诸葛亮在论述中义正辞严地批判华歆、王朗之流而甘为逆乱之鹰犬，奉迎伪政权之意而妄谈天命，并凛然指出，天命永归蜀汉，蜀汉政权奉天之命讨伐有罪，终将天下无敌。

　　在公元227年北伐前夕，诸葛亮先是给后主上奏有著名的《出师表》，然后以后主刘禅的名义写了一篇《北伐诏书》，进一步阐述天命归于仁德、归于有道的思想。诏书开宗明义：古往今来，天命总是眷顾于有德行道义的一方，而严惩那些残暴逆乱者，因此仁德者的事业总是能够兴隆昌盛，倒行逆施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

　　按照这一政治论断，诸葛亮把曹操父子定性为穷凶极恶的逆臣窃国者，而把刘备父子作为有德、仁善的天命承载者：

　　“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
　　先主刘备“兆民欣戴，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诞膺皇纲，不坠于地……”
　　后主刘禅“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
　　在前、后两份出师表中，诸葛亮进一步明确了“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的核心原则，坚定提出“奖率三军，北定中原”
　　，最终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伟大政治理想。
　　公元224年，诸葛亮决定重设益州牧府，并亲自兼任益州牧——益州牧这一职务此前为刘备所担任，但是在刘备称帝后一直空缺。因为蜀汉的实际控制范围与益州疆域基本重合。如果另设一个益州牧的实职，则其权治范围与蜀汉皇帝几乎完全一致。诸葛亮则是通过重设牧府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大汉帝国拥有的是整个天下，偏居益州只是一种临时状态，蜀汉政权最终将通过“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最高政治目标。

　　诸葛亮重设牧府后，选拔了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益州学士担任幕僚，牧府别驾、功曹、主薄分别由秦宓、王梁、杜微担任。当年，东吴使节张温来访。在诸葛亮为张温送行时，其他他有应邀官员全部到场，只有益州别驾秦宓因事未到。诸葛亮便派人一再去催，直到秦宓到了之后这才开宴。诸葛亮如此尊重他的属下官员令吴国使者张温敬佩万分。
　　当时的杜微以耳聋为借口谢绝入职，诸葛亮便多次邀请与他见面，最后派人用车把他接了过来。杜微声称自己耳聋，诸葛亮便恭敬地用文字与他交谈，他诚恳殷切地说：“早就听说您的高贵品德，渴望与您会面……后主今年十八岁，他的天性仁德而厚重、聪慧敏锐，非常爱惜有德行的人，对于贤良之士崇爱有加。现在，天下人都期待着汉室重兴，我想和您一道顺应天意民心，共同辅佐英明天子创建兴复汉室的伟大功业……”

　　杜微自称年老多病，乞求安静自养，诸葛亮又说：“曹丕弑君篡位，自立为帝，这就像土塑的龙、草扎的狗一样徒有其名。我们要与各位贤士声张正义，讨灭伪诡。而您没有提出任何指点便请求退归山野……现在的形势，是北方进入多事多秋，我们打算守住边境致力农业生产，让人民休养生息，积货蓄财，同时治理兵甲，等待他受到挫折之时，然后出兵讨伐，这样可以收到兵不战、民不劳而平定天下之功。您只需以自己的德行与名望辅助朝廷，不让您负军事之责，何必匆匆忙忙地请求归去呢？”杜微随后接受了谏议大夫的职务。

　　在不遗余力地宣扬蜀汉政权天命地位、争取蜀地官民认同的同时，诸葛亮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力克此前豪强专权、法无权威之积弊，致力于在蜀地实现政通人和、民服臣悦，也为蜀汉政权“嗣武二帝、龚行天罚”奠定稳定有序的社会基础。他和他的同僚制定一整套法律条用以规范社会秩序： “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对于蜀地民众，诸葛亮实行“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他“示仪轨，从权制”，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避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