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有人质疑“衣带诏”事件的真实性。“衣带诏”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00年年初。《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诸多史书都有记载。其中《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资治通鉴》：“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衣带诏”事件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密谋参与者中只有刘备当时带兵在外而幸免于难，如果“衣带诏”确有其事，这将使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被完全消解，刘备则因此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他此后在抗击曹操过程中应该会高调宣扬这件事，但是刘备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过汉献帝当年曾经授予他们“衣带诏”的事情，因此传言中的“衣带诏”是不存在的。
　　翻阅史书，刘备于公元219年取得汉中后谋划称王，在众臣的联名上表中确实没有提到“衣带诏”。表文只是笼统地说刘备曾经与车骑将军董承等密谋诛除国贼曹操、安定天下，但是因为不慎机密外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三国志》原文：“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刘备称王时又发布一份奏表给汉献帝。刘备本人的表文同样没有到“衣带诏”，只是声称是他刘备曾经与董承私下谋划铲除曹操，但是由于泄密而使董承遭到陷害，而刘备本人也因此四处逃难、流离失所（《三国志》原文：“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
　　按照《三国志》记载，母丘剑、钟会人叛乱时都是“矫太后遗诏”为旗帜。已经亡故的太后遗诏尚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法理正义和感召力，如果刘备真的有 “衣带诏”，就相当于他拥有当朝天子的号令、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具有无用置疑的法政正义。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把如此重镑信息大张旗鼓地昭示于天下？
　　从这个方面看，刘备的“弘毅宽厚”源自天性、具有十足的诚意。因为在刘备自称汉中王的时候，汉献帝还在位，曹操也没有死。皇帝当时被牢牢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的奏表是无法直接呈报给皇帝的，只能起到昭示天下的作用。可以想见在“衣带诏”事件败露后，皇帝是断然不能予以承认的，其他密谋者董承、王子服等人已被诛杀而死无对证，天下唯一能够说清楚这件事只有刘备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天子血书衣带诏的事情给抖出来，他刘备将置远在许昌、如同身在牢笼般的天子于何顾？

　　刘备高调宣扬“衣带诏”固然可以增强他自称汉中王的政治优势，然而此举毫无疑问将陷天子于更加深重的患难与不幸。正是为了顾及汉室天子的实际境遇，刘备在所有昭告文书中都刻意隐去天子密授“衣带诏”的往事，而把事情说成是他个人的主动之举：当年，是我刘备和董承等人密谋除掉曹操这个大奸臣，这件事情与皇帝没有关系。可是由于泄密，董承他们惨遭灭族，我本人也被逼得流离失所、播越失据。

　　刘备本人究竟是否在内心里忠诚于汉室，这是另外的话题，且并不直接关联到他所坚持的政治主张、路径纲领是否正义。刘备本人“弘毅宽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团队赤胆忠心、精诚共进，及至诸葛亮去世之后，这种团队作风历经三任大将军、延续三十年而仍然能够基本保持，完全契合了于乱世之中游离失所的广大民众之共同期待。这正是旷世奇才诸葛亮赤诚追随并为之鞠躬尽粹、不负重托的根本原因。

　　以一言蔽之，刘备所主导的蜀汉集团具有一种正统政权所特有的清明与振作。因此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勤勉王事、不负重托，始终坚定不移地高扬“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主旋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的气象，为杀戮四起、动荡不安的三国乱世平添了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难能可贵的是在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历任接续团队都能做到公忠体国、恪尽勤勉，与同时期另外两方内讧不断、杀戮四起、残酷而血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下面的章节将要详述的事情。
　　日期：2017-11-30 07: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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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集团在攻取汉中后的骤然沉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实力扩张过于迅猛而引起三国之间的实力失衡。刘备在占领汉中后又迅速出兵攻占了上庸等郡，从而拥有了全部益州和小半个荆州。关羽紧接着又在东部战场水淹七军，取得空前大捷。如果关羽能够顺势拿下襄樊，他很有可能与曹魏境内的陆浑、梁、郏等地反曹势力里应外合而形成更大的强势。这一态势导致孙权私结曹操、袭取荆州，使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骤然丧失。

　　在关羽遇害、痛失荆州之后，三国时期的一号人物曹操去世，曹丕通过禅让称帝；随着蜀汉军队与东吴在公元222年的夷陵之战中全线溃败，蜀汉灵魂人物刘备也在悲愤交加中溘然长逝。至此，隆中对明确的法理基础、政治前提和方法、步骤都已荡然不存。尤其是在刘备去世之后，外部强敌压境，内部叛乱四起。蜀汉一时风雨交加、前景如晦。
　　随着刘备去世，蜀汉境内接连发生武装叛乱，几乎半壁益州被叛乱的烽火笼罩。先是汉嘉郡太守黄元趁诸葛亮赴白帝城探望刘备时发动叛乱，黄元随后被太子刘禅派出的军队镇压。但随后又有牂牁太守朱褒、益州郡大姓雍闿、越嶲夷王高定等起兵反叛。其中益州郡的叛军先是袭杀了太守正昂，然后与东吴私通。蜀汉方面后来派出大将张裔接替正昂出任太守，结果张裔也被叛军抓捕并送至东吴。东吴方面也煽风点火，孙权在袭杀关羽夺回荆州便任命刘璋为益州牧——刘备在占领益州后把刘璋安置在公丨安丨，由他的儿子刘禀陪护（另外一个儿子刘循留在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奉车中郎将）。孙权袭取荆州后，刘璋、刘禀便处于东吴控制之中。孙权任命刘璋为益州牧，显然是为了发挥刘璋在益州的影响力，反制刘备。刘璋不久去世，孙权又把刘禀派驻到南方的交州与南中交界之地，并任命他为益州刺史，目的显然是为了进一步煽动蜀汉南中的叛乱。

　　曹魏方面对于蜀汉政权也加强了和平演变的舆论攻势，以资深政治人物华歆、王朗等人的名义给诸葛亮写信，陈述曹魏政权的法理正义并炫耀其实力之强大，奉劝诸葛亮不要凭借益州之小国寡民、逆天行事，而应该取消国号、“举国称藩”。
　　面对接踵而至、不断变化、各个方面都超出隆中对所定范围的复杂情况，诸葛亮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局势变化作出新的调整，苦心孤诣地致力于内政修治和兴复汉室的理论体系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