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领益州刺史后，全面进入他人生最辉煌、耀眼的时期，皇帝在做重大决断时也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付诸实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万众瞩目。期间，陈寿本人先后担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一直在高层政治人物身边做事，对很多事情应该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费祎传》里留下的都是些只言片语：像“十一年，出住汉中”； “ 延熙十五年，命祎开府。”

　　更令人费解的是发生在公元253年的费祎遇剌案。费祎是三国时代级别最高的遇刺者——在任大将军、蜀汉政权的当家人。费祎遇剌，震惊三国政坛、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时陈寿已经年过二十，在蜀汉的权力中枢做事。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陈寿即便当时不明就里，也决不可能在数十年后着手撰写《蜀书》时仍然一无所知。然而他在《费祎传》里只有极其简短的一句话：“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关于蜀汉中期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有限，只好反复把镜头在曹魏和东吴之间来回切换。后世作史者再也找不到更加详实的史料，又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把期间的历史全部回避，只好把诸葛亮身后的两位接班人蒋琬、费祎匆匆几笔带过，然后再集中精力叙述姜维北伐。
　　蜀汉的事情到了姜维时代顿时又开始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来说，在费祎遇刺案之后，他终于熬过了这段长达二十年索然乏味的沉闷时期，无须再在各种历史事实之间腾挪躲闪而把叙事笔触重新回到那种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从姜维北伐到蜀汉亡国，所有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相对完整的过程呈现。然而由于缺乏蜀汉中期的连贯性衔接，蜀汉后期很多事情显得突兀而费解。

　　后人历来困惑，作为奉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立国纲领的蜀汉北伐战争，在政治上具有无庸置疑的绝对正确，在刘备、诸葛亮时代得到了益州全境的万众响应。为什么到了蜀汉后期，姜维却因坚定执行刘备、诸葛亮的基本政治路线、力主北伐而遭到朝堂上下一致反对，最后几乎众叛亲离。
　　姜维在取得蜀汉军事主导权后，先后发动过六次较大规模北伐战争，当时的蜀汉经过蒋琬、费祎执政二十年休养生息，“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社会状况比诸葛亮北伐期间要好得多。而姜维北伐的作战频率相比诸葛亮时代要更低，整体作战效能却更好一些。但是，姜维却最终因此在蜀汉朝堂完全陷入孤立。到最后，蜀汉重臣董厥、樊建和蜀军高级将领廖化、张翼、胡济、阎宇等都竭力反对姜维。连诸葛亮的儿子、卫将军诸葛瞻也不赞同姜维用兵北伐。诸葛瞻、董厥等甚至密议要架空姜维。

　　公元263年11月份，魏军南征入境仅三个月，后主刘禅便委派使节出城递交降书，蜀汉政权倏忽而亡，其中更是疑点重重、争议不断。
　　尤其令蜀人愤愤不平的是，当时敌军尚未兵临城下，邓艾率领的魏军突击队在突破绵竹之后，行进到雒城。雒城位于今四川省广汉境内，距离成都还有数十公里。先主刘备当年取川时曾以优势兵力围城强攻，用了整整一年才突破雒城，然后又在成都城强攻数十天而未能破城。此时西凉名将马超来投——马超所带人马很少，刘备抽调兵力暂时配给马超，形成马超率军参与攻城的强大震慑。刘璋这才决定开城投降。

　　而后主刘禅投降时，邓艾军团尚未突破雒城。他们即使攻下雒城，前面还有坚固的成都城防。应该说，后主等待援军的时间是充裕的。后主其实也可以先到南方回避一段时间，因为蜀军仍然牢牢控制着南方，南中地区也完全不像谯周说的那样“仓促南逃，其变不测”。事实情况是那里经过半个世纪治理，民众顺服、官民同心。得知魏军入侵，南中守将霍弋（蜀汉名将霍峻之子）紧急请示蜀廷，要求调兵北上保卫成都。后主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动，成都方面已有安排。这表明皇帝对南中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到南方暂时避一下在安全方面没有问题。

　　然而皇帝最终还是听从了谯周建议，派出使臣由成都出发前迎数十公里，到雒城向邓艾递交了降书，然后在前边带路把邓艾军团引进成都。代表刘禅前往雒县递交降书的首席使节是侍中张绍。这个张绍正是赫赫有名的蜀汉上将张飞之子。
　　邓艾到达成都城下，后主刘禅用绳索把自己五花大绑，并带着棺材出城相迎。刘禅在降书里还有一段话听起来尤其厚颜无耻：“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翻译成现在的话：面对天朝雄师，我情不自禁地想回想起当年旧事。那时候文皇帝曹丕曾密派使节前来劝降，天朝当时对我们可谓皇恩浩荡、开明圣哲、义薄云天。但由于当时执政的诸葛亮昏暗无德，我本人也过于糊涂，所以就没有投降成功。

　　后主在成都投降时，南中守军按照皇帝要求原地待命，蜀汉右大将军阎宇率军自永安回师勤王，已经接近成都。东吴方面事实上也出兵驰援，其中的一路军马已经进入永安境内。当时，还有一个多数人未曾留意的重要情况：十多万魏军汹涌入境，但是蜀汉的汉中前线并未完全沦陷，两个重要军事据点汉城、乐城和位于蜀魏边境的若干险关谷口仍然被蜀军所牢牢控制。由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大约五万精锐野战部队也在回防途中，姜维当时已经弃守险关剑阁，但是大军没有直奔成都，而是莫名其妙地来到了偏离成都百余公里的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他们在那里收到了皇帝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的敕令。

　　在蜀汉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大将军姜维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一系列军事部署明显违反军事常识，而且一错再错、漏洞百出，历来令人困惑不解。

　　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姜维在公元262年的那次北伐失利后要带着主力部队去到沓中屯田。沓中位于在现在的甘肃省周曲，距离成都和汉中都过于遥远。一旦军情危急，既不能迅速支援汉中,又无法拱卫京师。
　　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姜维远在沓中屯田造成后防空虚，魏方根本不可能在此时发动那场战争。北方的司马昭当时需要一场战争以摆脱弑杀魏帝曹髦之后的政治和道义危机。可是伐蜀主张遭到了魏国众臣一致反对，连熟悉蜀汉情况的征西将军邓艾也认为时机未到，不宜加兵。邓艾在魏国西部战区与姜维对峙多年，他最熟悉蜀军情况，司马昭要讨伐蜀汉就绕不过邓艾，只好派人去做邓艾的工作。邓艾看到姜维此时远在沓中、汉中后防空虚，这才勉强同意出兵。

　　姜维方面事实上提前得到了魏方的军事情报，于是迅速奏报皇帝，建议蜀廷调遣大将张翼、廖化等北上备战。后人因此把蜀汉亡国归罪于后主刘禅所宠爱的宦官黄皓，因为这个黄皓私自扣压了这份奏折，秘而不宣，致使蜀军贻误战机。现在看来黄皓乱政，蜀汉内部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在贻误战机这个事情上，最大的责任并不在于黄皓，而是在于姜维。因为蜀军主力当时掌握在姜维手里，他在奏报皇帝的同时更应该迅速回撤，充实汉中防务。但令人费解的是姜维此后一直按兵未动，直到这年八月份多路魏军大举蜀境，邓艾军团已经对其进行包抄、截击，姜维这才极其被动地踏上回防之路。可是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