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打包托运站打工的时候，还有件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我们的地下打包搬运站虽然很苦，但还算是很赚钱的，记得这时有个叫“野壶脸”，家住老西门的一个混混，发觉这里好赚钱也硬要挤进来和我们一起做，我们当然不会欢迎他，不想让他挤进来，这时候这个家伙就不买账了，他一看我是这块地方是摆话（做主的意思）的人，所以他提出来要和我单挑（对开）并随身取出两把刮子(就是三角刮刀)那时候我们这代人都懂的，那时候打架就流行这种刀。

　　讲到现在先要介绍一下“野壶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叫他“野壶脸”。他是从新疆倒流回来的一个青年，回家后在外面到处瞎混惹事的混混。有以一次和人打架（对开）给人在脸上划了好几刀，所以脸上有好多刀疤，吃相很难看的一看就给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所以叫“野壶脸”。
　　这次他找上门想来分一杯羹，又要找我单挑（对开），这时的我是不能退格的，如果我退格了害怕了，当场就会给人看不起，从此也就不可能在此立足了。况且边上有很多南通人启东人在看我们笑话，他们希望我们上海人火拼起来，当时的我是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接过刮刀，嘴里并骂骂咧咧的“他妈的，我怕你啊，对开就对开，走！弄堂里去！”当时我们在延安路大马路上不能打架的，只有到死弄堂小弄堂里拼个你死我活。就这样我们朝堂里走去，但想不到在走的路上我的两个搭档一再劝阻“野壶脸”，并给他讲好话，总算给他讲通了，当走到弄堂口时他停下来了（我想他应该也和我一样的心里都有点害怕，到了弄堂里面对拼，哪个先倒下谁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有个台阶给他下他就顺梯而下了。这时我们讲好每个星期我们分他一点烟酒钱，我们这里如有事他也过来帮帮忙，后来呢我们每个星期请他一起喝喝酒并送他几条当时是最好的牡丹牌香烟。后来这个家伙也很仗义的，有几次我们这里的南通人“翻毛腔”，他也过来摆摆样子吓吓人家，帮我们解决问题。大概就这样过了一两个月这个“野壶脸”人失踪了，不知哪里去了，我们在想这个“野壶脸”大概又是打架被抓进去了。这也是我打工中的一段小小插曲。

　　在几年的搬运生涯中，与那些社会最低层的群众接触中，我渐渐的学到了做生意的知识，还发过两笔在当时来说不算小的意外之财。其中一笔安然无恙，另一笔却差点让我被抓进黑龙江的法院。最后还有一笔“生意”却是公丨安丨局的“钓鱼执法”引诱犯罪，让我坐的１５天的班房
　　日期：2017-06-25 23:09:54
　　三　　平安无事的第一笔外财
　　外地来上海的采购员押运员，在装卸完货物后，为了酬谢我们的辛苦和拢络感情，一般都会请我们吃一顿，反正有发票，他们回去可以报销。一次在吃饭时，湖州水口公社的一位采购员提到，他们那里很需要化肥碳酸氢铵，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帮他们搞一些，本来我们这些低层的黑装卸工，哪有搞化肥的门路。但我留了个心，以后每逢有外地来的采购员或者押运员卸货装船时，我总有意无意的要问上几句：你们那里有没有碳酸氢铵？虽然当时我连碳酸氢铵是黑是白，是方是圆，是粉是块，都不清楚。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一次问到山西侯马来的雇主，他说他们那里碳酸氢铵很多，是煤烧成焦炉煤气后剩下的东西，几吨几十吨都有，扔着也没有用，还占地方，有人要，尽管到他们那里去拉就是了。这下我来劲了，为了落实起见，我专门去了一次湖州，告诉水口公社，我有办法弄到碳酸氢铵，你们还要不要？要多少？水口公社说他们要，有多少要多少。我又问，我为你们买回来，你们能给我多少报酬？他们的回答是，可以以临时工的名义给我发几个月的工资，还答应额外送给我一架熊猫牌电视机。得到了他们的承诺，经过红卫兵大串联洗礼的我，决定单枪匹马自费去山西侯马。我当时胆子大，请水口公社给我开了张购买碳酸氢铵的证明，开了一张临时工作证再借给我一百元钱，我想难得有这种因公出差的机会，我乐得挥霍一下，我决定坐飞机去太原。原以为坐飞机是享受，谁知飞机飞到南京上空，广播里说飞机涡轮出故障，有可能发生事故，让空中小姐拿了些航空公司的专用纸给大家写遗嘱，飞机上的乘客一个个哭哭啼啼的，我可能因为太小，还不懂其中的厉害，胡乱的写了几句。总算有惊无险，飞机最后在山东济南迫降落。我当时坐的是只能坐十几个的小型伊尔—18飞机，在济南待了一晚上后，第二天飞机修好又继续飞往太原，到达太原后转坐火车到候马，候马这个地方可真是穷乡僻巷，下车时，只看见两条铁轨，连个火车站都没有，没有出口处，更没有人剪票，下了火车自己走就是了。走了不知多少路，总算找到候马的那个采购员。见我风尘仆仆而来，那位采购员惊住了，没想到我真的会到这个穷乡僻壤来买碳酸氢铵。他带我去找领导，领导见我来买他们视作累赘的碳酸氢铵，很痛快的大笔一批，答应给我一百吨碳酸氢铵，当时是多少钱一吨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是很便宜的。一百吨哪，这得有多大一堆，高兴得我马上给湖州发了电报，侯马有一百吨碳酸氢铵可供货，速汇款来。湖州回电，款马上汇出，让我赶紧发货。一百吨碳酸氢铵，起码得装两个车皮，当我兴兴致勃勃到侯马车站联系车皮时，这才知道车皮指标之紧俏，不是我一个外地人想要就能要到的，排个一年十个月的队，也不一定能轮上，而且侯马车站根本没有车皮指标，只有太原铁路局才能安排车皮，于是我又赶赴太原，找太原铁路局负责安排车皮的领导，那时我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又是为浙江农村要车皮的外地人，谁会买你的账？听到他们的冷笑和奚落，我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上来的，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吵得他们没法工作，于是他们就给我当上，说，跟我们吵没用，有本事你去找省长要指标，省长下指标，我们马上就给车皮。找省长就找省长，省长算什么？六十年代中期，国家主席、省长、部长、元帅、将军，哪个没被红卫兵们斗过？我当红卫兵串联去河南时，还和河南的红卫兵，一起斗过当时河南省省委书记张平化，省长程潜呢，那时当官的有几个不惧怕天兵天将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在太原铁路局工作人员恶意的怂恿下，我果真去了山西省省政府，那时太原市省政府的戒备连今天上海一个派出所都不如，如今上海的派出所所长办公室，虽然没有卫兵看守，但玻璃门紧闭，没有密码你休想进门。那时山西省省领导的办公室随便闯，记不得是在省长办公室还是省委书记办公室，我照样是高声大叫，又吵又闹的，我的理由也很充分，浙江农村缺少化肥碳酸氢铵，而你们侯马的碳酸氢铵堆着没用，毛主席号召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生产，你们对待农业生产是什么态度？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那位省领导说，车皮归铁道部铁路局管，不归省政府管，省政府没有车皮指标。我哪里肯相信，大概那位领导干部也曾经历过小将们的批斗，还心有余悸，再说我说的对毛主席什么态度，这顶帽子也够吓唬人的，所以他没有叫人把我赶走，而是找了个秘书还是什么办公室主任之流的干部来应付我。那位干部说，太原铁路局是在忽悠你，车皮指标确实不归我们省政府管，但我可以给你写张条子给太原铁路局，至于管不管用，我不能保证。说罢他就在桌子上随手撕了一张便笺纸，在上面写了几十个字，大意是某某同志要求两节车皮装运碳酸氢铵，支援浙江农业建设，望酌情办理之类的话，他也没有盖公章，递给了我，我拿了这张便笺纸又去了太原铁路局。铁路局领导一看，这张纸上虽然没有公章，但确确实实是张印有省政府专用的红字便笺纸，而且还有省政府官员的文字，朝我打量了一番，大概以为我有些来头，于是二话没说，马上批了两个车皮给我。就这样我奇迹般地完成了一百吨碳酸氢铵的购买和运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