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被关押，我们被捉进去，剃光头，关在卢湾区分局地下室的看守所，没有窗子，白天黑夜难分，六七平方关了十几个人，一天吃两顿，烂粥烂饭，菜肴是青菜萝卜，臭虫蚊子多得不得了，记得那时我们睡的是铺板，板缝里都是臭虫用手一敲能掉下来一地臭虫。这官司真是难吃，苦得要命。总共关了三个月。期间正好碰上卢湾区公丨安丨局开公判大会，为了壮壮声势，我们几个也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了刀子之类的凶器，绑了去陪判，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几个与真正罪犯没有什么两样。拘留期限三个月，等释放时，才知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等我九十天后回家，去贵州插队的知青们早就走了，同是到贵州湄淡县五指山公社的同学，都已经有家信寄回来了。

　　虽然我的户口已经去了贵州，但出拘留所后，我一个人怎么去？当然，如果居委干部硬逼着要我去，我还是敢去，还是能去的。当年红卫兵大串联时，我曾闯荡过几个省，这次不过是去贵州，有什么不敢去。只是平心而论，上山下乡本是一件家长、知青都不愿意都无法逃避的事情，能不去当然最好不去。何况从去贵州的同学反馈回来的信息一个字：“苦”。每干一天，强劳动力才１０个工分，合两毛七分钱。

　　对居委会来说，大红喜报送上门，户口迁出上海，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当然不会专门派人送我一个人去贵州，况且人家贵州知青办，对知青也总还要作些审查，他们要不要我这个因打架而被公丨安丨局拘留三个月的知识青年，还是个问题。就这样我就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只能赖在上海游荡。因为户口已迁出，不是上海知青，虽然其后几年，居委会一批批动员赖在上海不肯下乡的知青去黑龙江、去云南、去安徽，每当有不肯下乡知青（包括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被领导找谈话，办学习班，甚至停发工资，家门口镇日价大锣大鼓敲得震耳欲聋，一天不迁户口敲一天，两天不迁户口敲两天，当家长最后受不了此种折腾，只能拿出户口本，含泪报名下乡时，对我却不再有人问津，因为我这个知青是他们已完成的任务。

　　因为一场斗殴，我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中极少见的漏网之鱼。这一漏网，改变了我的命运，若不是因为这次打架，十数年后，知青大返城时，我肯定也是街头游行请愿的回城知青大军中的一员，双手老茧，囊中空空。常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打架虽然让我饱尝看守所的铁窗风味，却也使我得以免受数年甚至十数年插队下乡之苦。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经常是这样祸福交替，

　　经过多方周折，贵州后来总算把我的户籍退了回来，但上海户口控制之严是众所周知的，不是想进就能进的，我这样户口已经迁出上海的人，根本不可能再报上上海户口。贵州退回来的户籍我只能放在家里，成了当时一种新型户口———袋袋户口一族。袋袋户口在上海，除了基本粮油，上海居民的一切待遇诸如肉票鱼票，小菜卡煤球卡，都没有我的份，当然更不会分配我工作，哪怕是临时性的工作。

　　当时的上海没有工作可找，连踏三轮车都要有户口办牌照，可人活着总是得吃穿，一个年轻人总不能腆着脸啃父母，听说延安路浙江路口有个打包站，可以找到临时工的生活，我和几个小伙伴就去碰碰运气。那时外地的运输车辆不能进上海市区，只能停在宜山路停车场，然而用短驳的方法送到车站码头，卸货、装车、装船，这都需要人力搬运，这种工作，或扛或挑，一根扁担一条绳子或者一辆小车就成，有一部四川拍摄的电视剧，剧中这样搬运工在重庆称之谓“棒棒”。

　　当时只有十六浦码头和浙江路东兴桥有打工的地方，但这里较长时间被南通人和启东人占据，我们要想挤进去，只能硬打天下。
　　日期：2017-06-24 15:59:33
　　我在里弄里游荡时认识几个荡在上海的青年，一个是姓白的知青，一个是从新疆倒流回来的支青，开始那些外地人排挤我们，不给我们做，于是我们三人天天一大清早去和外地人捣乱，吵架，打架，有时候还叫上一帮熟人去闹，我们是本地人，是地头蛇，叫得到人，在和南通人启东人抢生意时，再或者争相给这些采购员押运员递递香烟。在抢生意的过程中，当然争吵和碰撞也是难免的，不过也就是叫骂和推搡而已，大的打架斗殴倒还没有，大家都是最低层混饭吃的苦力。一些押运员采购员慢慢认识我们，见我们是上海本地人，有活找我们干，慢慢地，我们占领了这块地盘，早上我们三个不到不能开盘，就是到了以后，一些油水足肉头厚的生活，我们自己干，苦活给南通人和启东人干，一天也能挣上个十元八元的。一个月不休息的话也能挣个二三百元，这样的收入，比上海工厂的十八元一月的学徒工要好得多，更不要说那些插队落户的知青了。我们这个散众的苦力聚合，组成个类似黑装卸队似的组织，用肥皂刻个“黄浦区打包站”的公章，开收据时用，这样押运员拿回去就可以报销了。这以后，除了扁担绳子而外，还有了辆自行车和塌车，我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又是游泳健儿，这种重活对我来说，稍经锻练算不了什么。

　　这时的我，每天早晨带一元钱出去，买一包红壳子香烟（牡丹牌香烟），四角九分，五角一分用作中午午餐，吃吃排骨面、双浇面之类的美食。我这个不下乡的知青，每天红壳子香烟抽抽，排骨面吃吃，日子得十分滋润，一些人看不得我们，派出所和里弄干部们也对我不满意了，尤其是一些子女赖着不肯下乡的家长，拿我李明伟作例子，反诘干部们为什么不动员李明伟下乡，打架斗殴还打出好处来？因为我户口迁出，已经不属于动员范围，这些话跟居民们解释不清楚，又不能抓我押我去贵州下乡，他们奈何不了我，于是居委会来动员我弟弟下乡，我弟弟去了江西，接着又动员我姐姐到黑龙江新疆去，我姐姐表示去黑龙江新疆都可以，因为弟弟李明伟是个闯祸坯，她要带我一起走，不然她不走。但带我这个户口在贵州的知青去黑龙江新疆不符合政策，这样我姐姐总算赖着没有去边疆，以后安排到里弄生产组。这时候的居委会、派出所看不惯我，千方百计、地想把我送去教养改造，我几次向他们提出要工作要户口，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到时候工作户口一起给你。其含义与意图是显而易见，把我送去劳动改造一次性都解决。但是我十分争气守法，除了打工挣钱外什么祸都没闯，他们抓不住我把柄，所以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在打包组最苦的一次活是拉玻璃，一次，有二百公斤的玻璃要从十六铺码头拉到漕河泾，脚费四十元，两个人拉，一人二十元，可能认为这笔脚费与付出的劳力相比有些低，没有人愿意去，那时我年轻力大，不知天高地厚，我说没人去，我一个人去，这四十元脚费就是我一个人得。于是我拉上二百公斤的一车玻璃就出发了，常言说百步无轻担，这二百公斤的玻璃，我拉到斜土路实在拉不动了，可这儿离漕河泾还远得很，才走了三分之一不到，累得简直都想丢车走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最后还是咬咬牙拉到目的地，人简直要瘫下来了，但四十元钱还是拿到了。那次的累和苦，终身难忘。黑装卸工的活是苦，但对家庭来说，总有一笔收入，比那些下乡知青还要父母没完没了的倒贴总要好些，对我个人来说，也有了以后开店的资金积累和做生意的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