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看袁世凯》
第12节

作者: 缘起缘灭皆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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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变发生后清政府很震惊,日本则很高兴,由于在兵变中死了7名日本军官,日本终于找到了出兵朝鲜的借口,8月12日派1500名日军抵达仁川,16日抵达首尔西南,开始与大院君为首的朝鲜政府谈判,力争让朝鲜割地赔款。直到25日吴长庆才带兵进驻首尔南门,朝鲜内乱即将上升到了国际纠纷,日本随时准备插手朝鲜事务。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 26日吴长庆以宗主国的身份通知大院君来营答拜,由袁世凯暗中布置,按照惯例阻止大院君的护卫进入军营。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之后,察觉气氛有异,在与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刘邦用相同的方法抓韩信时就诈称云梦之游)吴长庆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脸皮薄,不好意思),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逮捕大院君(从古至今都这套路)。随后28日袁世凯用欺骗和威胁的手段(百度百科说的,贬义,不过不骗人的话你能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逮捕了大院君长子李载冕(相同的招数居然对圣斗士使用了两次)。

  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趁兵变的首脑都被擒获,叛军正群龙无首的时候率军攻打叛军巢穴,此战中袁世凯带头冲锋,一鼓作气,迅速平定叛乱。事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纪检工作出色),调度有方(擒贼先擒王),争先攻剿(带头冲锋),尤为奋勇(不要小看小个子)”16字奖语,列袁世凯为首功,向李鸿章、张树声(当时代理直隶总督)请功。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在这件事上,最失落就是日本人了,比清军提前9天到达首尔,结果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本想趁乱捞一把,结果袁世凯当机立断迅速平定兵变,日本人连口汤都没喝上就结束了,1500名磨刀霍霍的日军漂洋过海旅游了一圈,只能失望的回国了。
  但是日本这趟兵不能白出,7名日本军官也不能白死,日本外交官表示强烈的谴责,使劲的抗议,并且以出兵作为威胁。最终在1882年8月30日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由朝鲜负责惩凶(11名兵变主犯被判处死刑)、赔款、道歉。日本获得使馆驻军权(没白跑一趟)。
  就在5天前的8月25日,法国与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在越南打仗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该条约把越南原中国的保护权转给法国,并且还割地,越南丧失的利益更多。

  朝鲜与越南一对比,更表现出这次袁世凯的功绩突出,加上袁世凯是淮军的世家子弟,他的堂叔袁保龄在旅顺办理海防时也功绩卓著,李鸿章也对这个完美表现的袁世凯更高看一眼。同时也能看出,清政府也在尽力避免南北两线同时作战。
  日期:2016-05-24 07:47:29
  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大院君和他长子李载冕一同被送到保定软禁;高宗受了些惊吓,好在没留下后遗症(宋高宗就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ed);流落民间的闵妃也现身了,高宗非常高兴的迎接自己老婆回来,同时废除闵妃的丧告。
  自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名冲绳之后,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就全权负责朝鲜事务,经李鸿章推荐,朝鲜聘请德人穆麟德(李鸿章门人)为总税务司(管钱和外交),聘请清朝的中书马建常为外交顾问(相当于政委),同时拟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负责整军练兵。自此袁世凯不仅是驻韩清军的参谋长,同时还负责朝鲜新军的编练工作。
  袁世凯于是参考清军的建制规格,先建立国王的亲卫军,其次再建立镇抚军,以加强政府的地位。未到一年,成效便极为显著。前来参观的韩国诸位大臣及各国外交官员,全都盛赞新军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长庆及高宗亲临检阅,也都欢欣喜悦,赞叹不已。高宗对于袁世凯也极感满意,敦请袁从城外军营移居朝鲜的三军府居住(进城了),以便就近指挥和督练朝军。

  据袁的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回忆,他父亲“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是跟着观看,表面上说是监督考察,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转变成为内行。”
  操练朝鲜新军是袁世凯第一次正式练兵,有少年时读的兵书做基础,加以实践,袁世凯也表示,比起做学问来,练兵要轻松多了(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自从德人穆麟德掌管海关之后朝鲜国库的收入稳步增加,有钱就好办事,袁世凯在朝鲜按照德式装备和建制练兵6个营,五千多人,这支朝鲜的现代化部队比后来的小站练兵还要早十多年。不得不说,这个时期袁世凯在朝鲜干的热火朝天,风生水起。对比同时期的日本,在朝鲜只有使馆的驻军权,跟袁世凯的实力相比,只能打打酱油,于是日本人很安静。
  清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打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袁)公。”

  袁世凯以前办过两个文社,一个叫“丽泽的房”,另一个叫“勿欺山房”。那么大家细想一下,为什么要办两个文社呢?首先,肯定不是因为袁世凯家地多,房子多,钱多,袁世凯虽然大方,但毕竟不是烧包。其次,俗话说:“文人相轻,艺人相贱。”虽然大家都是读书人,但明争暗斗总是免不了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跟现在的“仇富”一样,比如像前面说的青衣敝履、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勃勃雄心的徐世昌等穷小子肯定跟知府家少爷关系好不到哪去。所以袁世凯需要办两个文社才能照顾到各路文人,保证大家和平共处,维护书社和谐。

  从办文社就可以看出袁世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向上跟当地知府打过交道,成为诗酒之友;平级跟周围各色文人交过朋友,安定团结,不能打架;向下也少不了跟当地居民打过交道(比如人多之后的社会治安问题、书社的扰民问题、黑社会的保护费问题等等),街坊四邻,交口称道。
  外交其实也相当于国与国之间打交道,根据不同的级别,见到不同的人说不同话,有的要用“威”,有的要用“恩”,有的要打,有的要拉。有了办书社的基础,稍加变通,袁世凯很快就游刃有余,与高宗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大臣们打得火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很多宫内的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大事内幕,老老实实待在使馆里的清朝公使不知道袁世凯都知道,所以,袁世凯虽然只是军中的参谋,但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反而高于正儿八经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重。“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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