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发生后清政府很震惊，日本则很高兴，由于在兵变中死了7名日本军官，日本终于找到了出兵朝鲜的借口，8月12日派1500名日军抵达仁川，16日抵达首尔西南，开始与大院君为首的朝鲜政府谈判，力争让朝鲜割地赔款。直到25日吴长庆才带兵进驻首尔南门，朝鲜内乱即将上升到了国际纠纷，日本随时准备插手朝鲜事务。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 26日吴长庆以宗主国的身份通知大院君来营答拜，由袁世凯暗中布置，按照惯例阻止大院君的护卫进入军营。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之后，察觉气氛有异，在与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刘邦用相同的方法抓韩信时就诈称云梦之游）吴长庆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脸皮薄，不好意思），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逮捕大院君（从古至今都这套路）。随后28日袁世凯用欺骗和威胁的手段(百度百科说的，贬义，不过不骗人的话你能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逮捕了大院君长子李载冕（相同的招数居然对圣斗士使用了两次）。

　　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趁兵变的首脑都被擒获，叛军正群龙无首的时候率军攻打叛军巢穴，此战中袁世凯带头冲锋，一鼓作气，迅速平定叛乱。事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纪检工作出色），调度有方（擒贼先擒王），争先攻剿（带头冲锋），尤为奋勇（不要小看小个子）”16字奖语，列袁世凯为首功，向李鸿章、张树声（当时代理直隶总督）请功。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在这件事上，最失落就是日本人了，比清军提前9天到达首尔，结果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本想趁乱捞一把，结果袁世凯当机立断迅速平定兵变，日本人连口汤都没喝上就结束了，1500名磨刀霍霍的日军漂洋过海旅游了一圈，只能失望的回国了。
　　但是日本这趟兵不能白出，7名日本军官也不能白死，日本外交官表示强烈的谴责，使劲的抗议，并且以出兵作为威胁。最终在1882年8月30日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由朝鲜负责惩凶（11名兵变主犯被判处死刑）、赔款、道歉。日本获得使馆驻军权（没白跑一趟）。
　　就在5天前的8月25日，法国与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在越南打仗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该条约把越南原中国的保护权转给法国，并且还割地，越南丧失的利益更多。

　　朝鲜与越南一对比，更表现出这次袁世凯的功绩突出，加上袁世凯是淮军的世家子弟，他的堂叔袁保龄在旅顺办理海防时也功绩卓著，李鸿章也对这个完美表现的袁世凯更高看一眼。同时也能看出，清政府也在尽力避免南北两线同时作战。
　　日期：2016-05-24 07:47:29
　　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大院君和他长子李载冕一同被送到保定软禁；高宗受了些惊吓，好在没留下后遗症（宋高宗就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ed）；流落民间的闵妃也现身了，高宗非常高兴的迎接自己老婆回来，同时废除闵妃的丧告。
　　自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名冲绳之后，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就全权负责朝鲜事务，经李鸿章推荐，朝鲜聘请德人穆麟德（李鸿章门人）为总税务司（管钱和外交），聘请清朝的中书马建常为外交顾问（相当于政委），同时拟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负责整军练兵。自此袁世凯不仅是驻韩清军的参谋长，同时还负责朝鲜新军的编练工作。
　　袁世凯于是参考清军的建制规格，先建立国王的亲卫军，其次再建立镇抚军，以加强政府的地位。未到一年，成效便极为显著。前来参观的韩国诸位大臣及各国外交官员，全都盛赞新军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长庆及高宗亲临检阅，也都欢欣喜悦，赞叹不已。高宗对于袁世凯也极感满意，敦请袁从城外军营移居朝鲜的三军府居住（进城了），以便就近指挥和督练朝军。

　　据袁的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回忆，他父亲“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是跟着观看，表面上说是监督考察，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转变成为内行。”
　　操练朝鲜新军是袁世凯第一次正式练兵，有少年时读的兵书做基础，加以实践，袁世凯也表示，比起做学问来，练兵要轻松多了（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自从德人穆麟德掌管海关之后朝鲜国库的收入稳步增加，有钱就好办事，袁世凯在朝鲜按照德式装备和建制练兵6个营，五千多人，这支朝鲜的现代化部队比后来的小站练兵还要早十多年。不得不说，这个时期袁世凯在朝鲜干的热火朝天，风生水起。对比同时期的日本，在朝鲜只有使馆的驻军权，跟袁世凯的实力相比，只能打打酱油，于是日本人很安静。
　　清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打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袁)公。”

　　袁世凯以前办过两个文社，一个叫“丽泽的房”，另一个叫“勿欺山房”。那么大家细想一下，为什么要办两个文社呢？首先，肯定不是因为袁世凯家地多，房子多，钱多，袁世凯虽然大方，但毕竟不是烧包。其次，俗话说：“文人相轻，艺人相贱。”虽然大家都是读书人，但明争暗斗总是免不了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跟现在的“仇富”一样，比如像前面说的青衣敝履、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勃勃雄心的徐世昌等穷小子肯定跟知府家少爷关系好不到哪去。所以袁世凯需要办两个文社才能照顾到各路文人，保证大家和平共处，维护书社和谐。

　　从办文社就可以看出袁世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向上跟当地知府打过交道，成为诗酒之友；平级跟周围各色文人交过朋友，安定团结，不能打架；向下也少不了跟当地居民打过交道（比如人多之后的社会治安问题、书社的扰民问题、黑社会的保护费问题等等），街坊四邻，交口称道。
　　外交其实也相当于国与国之间打交道，根据不同的级别，见到不同的人说不同话，有的要用“威”，有的要用“恩”，有的要打，有的要拉。有了办书社的基础，稍加变通，袁世凯很快就游刃有余，与高宗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大臣们打得火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很多宫内的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大事内幕，老老实实待在使馆里的清朝公使不知道袁世凯都知道，所以，袁世凯虽然只是军中的参谋，但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反而高于正儿八经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重。“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