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12-29 02:23:13
　　前面的章节多次提到过，秦汉以来，儒家无论与秦始皇还是汉高祖刘邦都是好朋友的关系，儒学其实一直都活跃在统治者的身边，根本就不是历史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到了汉武帝时期才来到统治舞台中心来的。
　　根据《孔丛子》和《史记》的记载，秦汉之际的儒家领袖以孔子嫡传九代孙孔鲋为大宗。孔鲋很推崇他的弟子叔孙通，后来自己年老或者将死之时（历史记载在这里出现了分歧），还嘱咐他的其他弟子去追随叔孙通。叔孙通仿佛是孔门“大师兄”的角色。
　　这个记载颇有可信之处在于，按照《史记》等记载，叔孙通在秦二世时为博士，首鼠两端的人品为众儒生所不齿，叔孙通自己的解释不容易见听；后来大批的儒生却又汇集到叔孙通的门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多半就是因为孔鲋为叔孙通做了“背书”！
　　叔孙通后来为汉高祖刘邦奠定了朝仪——直白地说，就是为汉家江山立了君臣的规矩，君君臣臣的要像个样子！所以刘邦不但很感恩并重用了叔孙通，追随叔孙通的弟子们也都鸡犬升天，当了官发了财。
　　请诸君想象：无论是研究哪门哪派的学人，首要和基础的目标是学为所用、人为所用；必定是希望能够借诸学问而能够飞黄腾达的。叔孙通系的成功上位，对天下学人来说，算是昭明了“上进”的捷径！可想而知，趋近儒学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更何况，儒学本来就算是显学。

　　所以，天下底定之后，儒学研究大为兴盛，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研究《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的私学兴盛。
　　最显赫的儒家，首推专门研究《诗》的学派，其中的专家有：
　　其一，鲁人申公。王臧、赵绾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的孔安国、周霸等十博士也是他的弟子。汉武帝曾经因为王臧和赵绾的极力推荐而召见他，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封他为太中大夫。
　　其二，齐人辕固生，汉景帝时封他为博士，后封之为清河王太傅。“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其三，燕人韩生。汉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自是之後，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后来流传下来比较有影响的就是《韩诗外传》。
　　研究尚书的专家则首推济南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
　　后来，“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
　　其他研究《礼》、《易》的也各有其人，但都不如研究《诗》、《书》的儒家具有更大的政治和学术影响力。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时期，研究《春秋》的儒家兴起，并最终取得了在儒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也获得了汉武帝的最大认可和合作。

　　为什么研究《春秋》的人，会最终超过研究其他经书的人呢？《春秋》到底是有怎样的魔力呢？
　　日期：2014-12-29 02:23:34
　　研究《春秋》的人，主要学习的是“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当然是《左传》。
　　《春秋》本身是史书，但太简短、含义太模糊，成书于秦汉之前的《左传》算是不离《春秋》本意，着重于丰富和诠释史事。《左传》的立场，通常认为相对客观公正，只是其中有一些神神鬼鬼的内容，为后世所诟病，但我认为这恰恰是说明《左传》靠谱的时代特征。
　　与《左传》截然不同，《谷梁传》和《公羊传》根本算不上史书，充其量来说是对《春秋》的解说——解说《春秋》的“微言大义”。
　　当时，研究《公羊传》的专家，主要是胡毋生和董仲舒。“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研究《谷梁传》的专家是瑕丘江生。
　　其实以我们今天对《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粗疏看法来说，它们的差别有，但其实是比较细微的——《史记#儒家列传》：“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要想深刻地理解《公羊传》为什么会在汉武之世大行其道，我们还必须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以上所述无论研究《诗》、《书》，还是研究《春秋》的专家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传授的经典都是所谓“口口相传”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秦始皇焚书”，所以只好凭借记忆和口述来传承经典。这被叫做“今文经学”。
　　显然，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古文经学”。古文经学的涵义，就是经典的内容传承自“焚书”之前，对经典的理解也大不同于“今文经学”。既然也有藏诸秘府以及不断“发掘”出来的的古文经学村子，为什么今文经学还会有市场呢？
　　其实读者不必去专门考读也是能够想象的，今文经学是“当代对于经典的解读”，这种学术流派无疑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公羊传》，它的出现与其说是儒生们世代相传，不如说是迎合汉武之世的产物。这种迎合是世代皆然的，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后来的朱熹，又或者是今天的“爱祖国的暖男”。再请看下面一则新闻——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12月24日走访北京教堂时强调：“基督教方面，要继续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的内容……团结引导信教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看到这里，您应该彻底明白了吧？汉武帝需要独霸全国的最高权威，董仲舒和《公羊传》就提出“大一统”；汉武帝需要改制，董仲舒和《公羊传》中就推崇阴阳之术和种种“微言大义”，不管其中有多少前后矛盾和强词夺理之处……
　　日期：2014-12-29 02:23:55
　　在董仲舒的后世，他一方面被很多儒家尊为圣贤，另一方面在反孔激烈的时代他又被很多儒家说成是“篡改经学、祸乱儒家”的人，这实在是一种既不仗义也不学术的说法。要知道，从孔子以降，儒家和儒学不管怎样千方百计地向世俗政权靠拢，但由于都没有一套成熟的、可资以为施政要术的政治哲学体系，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一切的上位都靠的是儒家学者个人的聪明与投机。董仲舒与《公羊传》改变了这个状况，从此儒学真正走上了一条与世俗王权相表里、对政治历史具有独家解释权的康庄大道。

　　但是，即便是按照通常历史所说的那样，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实际上，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公羊传》，实际上都远不具有领袖群雄的能力！
　　烂泥到底是怎样被扶上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