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原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其二】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以刘邦与萧何之有始有终、布衣相从，刘邦尚且要屡次疑心萧何，可见君权与相权天然是一对矛盾。好在萧何身边有高参，萧何本人也并非贪图权势而不知自解，否则难保他不会步韩信等人的后尘。
　　被刘邦评价为“厚重少文，缓急可当大事”的绛侯周勃，后来果然在消灭诸吕、拥立汉文帝的过程中以太尉身份立下了大功，被汉文帝任命为丞相。但是周勃知“进取”而不懂“退让”，他功高盖主还很有主意，成了汉文帝独立施政无法绕开的一个障碍，搞得汉文帝最后只好下令封侯的人都之国，并且让周勃带头，这样周勃才离开了丞相的工作岗位。
　　但这种被人逼迫着离开丞相之位的滋味想必很不好受，也让周勃很担心汉文帝也要效法其父刘邦，上演一番兔死狗烹的好戏。《史记#绛侯世家》：“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後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狱吏当然没有好脸，周勃受了一番折磨后变聪明了，赶紧用千金贿赂狱卒，狱卒给他支招“以公主为证”。原来，周勃的一个儿媳妇是汉文帝的女儿，经过狱卒点拨的周勃恍然大悟，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好东西都给了薄太后的弟弟薄昭，让他到姐姐薄太后那里去说好话。在薄太后的干预下，汉文帝才把周勃无罪释放了。

　　从牢里出来的周勃，彻底变了个人，哪里还有什么曾经的雄心壮志呢。他对人说的是：“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但哪里知道狱吏的贵重权力如此厉害呢！”最难弄的老军头周勃从此彻底俯首帖耳，朝中就更无他人敢不敬仰汉文帝的帝王权威了。
　　周勃虽然遭受过此“冤狱”，但好歹汉文帝母子尚算心慈手软，并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者，所以他大难不死最后得以善终。但是他的儿子条侯周亚夫，就未必有这样的好运了。
　　周亚夫最广为人知的，是“细柳屯兵”。汉文帝时匈奴入侵，所以汉文帝命三将备边，其中周亚夫就屯于细柳。汉文帝亲自去巡查劳军，发现只有到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军纪森严，即便是汉文帝本人来，也不好使，整个军队只听周亚夫调度；相比之下，另两只军队则形同儿戏了。
　　汉文帝是明君，并未因此生气，而是深深赞赏周亚夫治军有道，因此后来拜周亚夫为中尉。在他临死前还特别嘱咐汉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汉景帝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继位后提拔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后来七国之乱时，又升周亚夫为太尉，并为前敌统帅。周亚夫不负所望，很快就带兵平定了七国之乱。后来，汉景帝又因功升任他为丞相。

　　但是后来，周勃作为丞相，在废太子、给外戚和匈奴降者封侯等事情上与汉景帝屡有争执，另外，由于在七国之乱时得罪了梁孝王，因此梁孝王和窦太后也都视之如仇人。因此汉景帝借口周亚夫生病免除了他的丞相之位。
　　不久汉景帝又召周亚夫觐见，并赐食给他。结果只给一块大肉，不给刀和筷子等餐具——这不是成心难为人吗！周亚夫心中有火，却没有想这可能是汉景帝对他的考验，结果就找人要筷子。对此汉景帝非常不满，认为是他周亚夫不知满足，“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接下来，他儿子为他买了五百具用来陪葬的甲盾，因故被人告发。汉景帝心下大喜，即命廷尉负责审理这个案件。于是有了下列的“有趣”的谈话——
　　廷尉：君侯你是想造反吗？
　　周亚夫：我买的是陪葬用的，又不是真打仗用，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廷尉：你就是在地上不反，到了地下也会造反！
　　说到这里，周亚夫实在是无话可说了！只好绝食自杀了。
　　这个廷尉，真的太有才华，太值得提拔了！他是多么懂得汉景帝的心理啊，就是要整死你周亚夫！
　　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觉得，后来秦桧和宋高宗君臣杀岳飞的“莫须有”的罪名，相比起这个“不反地上，也反地下”来，还是不够高杆，不够会罗织！而如果细比较起来，周亚夫此时不但免相，事实上也早已脱离军权，根本比不上岳飞之大军在握那么有造反的便利条件……所以，岳父的冤，比起周亚夫来真不算有多冤。
　　打倒周亚夫后，汉景帝没有听信窦太后任用魏其侯窦婴的建议，他的理由是“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实际上，魏其侯窦婴是有大才也有大局面之人，是容易尾大不掉的角色，所以汉景帝才没有任用他，而是任用了老实平庸的卫绾，这样的人才是“少主臣”。汉景帝的设计确实很有利于皇权的延续和独握。到了汉武帝时，已经没有那种足以功高盖主的权臣。
　　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臣子可以威胁到汉武帝的君权，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到汉武帝施行数倍严厉于其祖、父时代的酷法，在他在位期间，王侯将相屡遭屠戮，大规模的株连案件数见不鲜。归根结底，他是一个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皇帝，这是一个唯以个人嗜好为标准的皇帝。他统治期间，酷吏重用，大狱屡兴，其中对后世造成最恶劣影响的是颜异案。

　　《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汉武帝与张汤造了白鹿皮币，询问大农颜异的看法。颜异不太赞同这种做法，所以汉武帝很不高兴。张汤与颜异有矛盾，就有人告发说颜异在汉武帝背后有不同说法。由于颜异与人谈论时，有人对他说这个政策不好，颜异不应，“微反唇”。结果，这事就被张汤上奏，说是“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後，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过，周厉王时钳制天下人口，禁止人们议论朝政，使得中国上古流传下来的“诽谤木”的美政消亡，罪莫大焉。到了汉武帝这个为后世所多所唱美的年代，又出现了更野蛮、更专制的腹诽入罪的黑暗法治。
　　可以说，颜异案的审理结果，代表的并非仅仅只是颜异一个人的冤狱，它标志着中国社会整体上走入了“大一统”的时代——所有人的想法、说法乃至表情，都必须无条件的与集权的中央政府一致，否则就要被镇压被消灭。
　　“大一统”的实现，以强权法治为手段，以思想上的“专一”为象征，这就离不开儒家诸位学人的积极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