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4-10 21:39:19
　　2.有司专制
　　明治六年政变后，大久保利通成为了日本政坛的核心，他开启了一个有司专制时代。
　　大久保利通也是鹿儿岛人，与西乡隆盛是老乡，年纪比西乡小两岁。大久保的父亲是一名下级武士，母亲是医生的女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中产家庭。在二十岁之前，大久保的人生颇为顺遂，他自幼勤奋好学，还通过外祖父接触了兰学，十七岁便进入藩府任职，做记录所书役，与西乡的工作类似。在大久保二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因在政治上站错了队而被藩府流放外岛，他本人也因之而丢了藩府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顿，这是大久保人生中的第一次逆境。

　　逆境催垮弱者，但可以造就强者。大久保利通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顽强地为自己和国家寻找着出路。一个人，只有在落难时，才能把这尘世彻底看清，才能懂得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世态炎凉，也才能明白对谁好是有用的，做什么是徒劳的。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大久保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冷酷的心。
　　后来，大久保利通结识了西乡隆盛，二人联合藩内40多名志士组成“精忠组”。这帮不得志的下级武士经常聚会，谋划着他日东山再起。1853年，佩里率黑船叩关日本，萨摩藩的藩主也正换人，大久保被新藩主重新启用，后来升任步兵监督。井伊直弼上台后，萨摩藩政再次变天。面对剧变，西乡隆盛一度跳海自杀，后被救起，大久保利通则选择了直面惨淡的现实，并从中寻找扭转时局的机会。

　　再后来，大久保利通与大部分维新志士一样，先是支持“公武合体”，然后掀起倒幕运动。大久保联合岩仓具视借助天皇权威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明治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参与一职。明治二年，中央政府进行了官制改革，在太政官下设置主管专项事务的省厅，大久保担任大藏省的首长，主管财政事务。明治四年，大久保利通与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山县有朋等合作，以武力为后盾废除了藩国，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此之前，大久保曾与民部省的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合作，修筑国有铁路并改革货币制度。在完成了这一系列政治铺垫后，大久保随岩仓使团外访欧美，寻找富国强兵之道。

　　在近两年的对外考察中，大久保利通总结出了一整套施政纲领，他以德国经验为蓝本，效法俾斯麦的铁血精神，通过全面整合现有资源，实现日本的大国梦想。
　　大久保利通是被太政官大臣召回国内的，当时，征韩论已将政坛分裂成两派，若没有强大的阻止力量，日本必将走向对外战争。大久保利通回国后联合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隈重信等发动政变推翻西乡隆盛政权。政变后，明治政府成立内务省，主管内政改革，下设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土木、地理、测量等寮司，大久保亲自担任省卿。内务省隶属于太政官，与大藏省、民部省、外务省等属同级部委，不过，在现实中，其他省卿都要接受内务卿的领导。大久保的上面还有三位领导，为首的是明治天皇，其次是太政官大臣三条实美，再就是右大臣岩仓具视。天皇是个象征，一般不参与政务，三条和岩仓都是公卿，他俩更像是监管者而非执政者，大久保也就因之成了某种形式的独裁者。

　　大久保利通具备独裁者的气质，他既够明智又够狠毒，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不识大局，也不像木户孝允那样婆婆妈妈，与伊藤博文相比他更加强悍，与山县有朋相较他更加无私。对于反对者，他的政策只有一个——镇压，不论亲疏。大久保将自己视为全日本的领路人，他急不可耐地要实现富国强兵，他是那种只要认定了目标就一路狂奔的人，歇一会儿都不行。在这一点上，他和其昔日政敌井伊直弼毫无二致，二人的结局也如出一辙。

　　大久保利通是一个行动派，他是第一个留短发穿洋装觐见天皇的人，在外访回国后，他更是将胡子留成了俾斯麦式，以此来标榜他改革的决心。许多人都嘲笑他是“萨摩红薯”，翻译成我们的话就是“香蕉人”，大久保一笑了之：老子就黄皮白心，怎么着吧？
　　大久保利通掌权后推动了一些列改革，涵盖产业、财税、兵制、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时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也因之成了所有被改革对象的公敌。下级武士是被改革的重点人群，武士们对大久保的痛恨尤为强烈，他们将现行政治定名为“有司专制”。板垣退助在明治七年如是抨击当局，他说：“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而帝室渐失其尊荣，下不可不保人民，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于私情，赏罚出自爱憎，言路壅塞，困苦无告。”

　　对被统治者而言，大久保利通的政策的确不够友好，它力度过大且缺乏弹性。新政府在明治初年曾在中央设置集议院，在地方设置地方议会，以践行《五条誓文》中“广兴会议”的誓言，企图以此拉近与民众的关系，进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然而，事与愿违，无论是集议院还是地方议会都对政府持批评态度，政府也就逐渐废弃了这两个机构。大久保对西方的经济繁荣很是倾慕，但对其政治架构持保留态度，他不认为在当下民选议会会成为支持国家发展的力量，相反，他认为那是分裂族群的利器，不但不能给予鼓励，而且要拼命打压。

　　大久保利通的治国思想有类于今人的减肥思想：对于一个想要减肥的人来说，饿肚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大久保的严酷政策施加于所有人，他对农民心狠手辣，对武士也毫不仁慈，并不顾及昔日的情面。在他看来，不勒紧裤腰带怎么赶美超英？
　　大久保利通对农民的苛榨引来了大规模反抗，维稳费用因之高企，士族阶层也趁机作乱。在四方攻击下，大久保政府极不情愿地降低了税率，终于与农民实现了和平。其与士族的关系则一直紧张，大久保将士族视为财政包袱，一直试图减停秩禄，双方不可能和平。
　　听过这么一句话：战争中你流尽鲜血，和平中你寸步难行。笔者想，当时的武士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境。在倒幕之初，志士们都以为推倒幕府后大家就有出路了，可没想到新时代的日子更加难捱。最让下级武士难以接受的是征兵令和秩禄处分，前者使武士失去了工作机会，后者使武士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不断地抱怨大久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今人将独裁视为一种罪恶，将独裁者视为某种罪人，这是一种西方现代道德观。持这种道德观的人大概已经忘了，西方在转轨入资本主义体制时都经历过独裁，就连英国都出了大独裁者克伦威尔。一国走入独裁体制，与其说是出了坏蛋，还不如说是产生不了好蛋。与坏人相比，好人通常显得无能。其实，这是可以合理解释的，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是道德，而很多社会问题需要用技术来解决，还经常会触碰现有道德，这就需要当权者具备冲破道德的勇气，也就因之成了公众眼中的“坏人”。

　　大久保利通就是这样一个“坏人”，为了日本的未来，他可以牺牲一切，包括他自己。大久保所效忠之对象乃未来之日本，他对当下的活人缺乏同情，严酷的现实也不予他这种心境。在当时的背景下，日本要获得出路，就必须有效整合现有资金及人才。及至明治政府成立，商人阶层已濒于破产，本土也缺乏懂得新兴工业的人才。在这种局面下，唯一有能力获得资金及培育人才的只有政府，因此全日本都期待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央权威之建立有赖于天皇蛰伏的权威，然而若让这种权威继续下去就必须依靠业绩，改善财政也就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向农民征收重税是开源，减停武士俸禄是节流，都是为了积累原始资本。时代呼唤一位政治强人，以铁腕手段主持全局，为日本杀出一条血路，大久保承担了这一角色。

　　日本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从某个侧面讲是消除封建割据的过程，割据与独裁势不两立，而下级武士是一种割据的遗迹，双方的冲突和决裂无法避免。当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开办私人军事学校时，东京的大久保利通就在想：老哥，你想干什么，你要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