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4-09 17:15:25
　　第四章：西南战争
　　1.最后的武士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是***引用过的一首诗，此诗大气豪放，字里行间透着那么一股英雄气。引用此诗前，***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巴佬；引用此诗后，他就慢慢变成一个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了。

　　这首七言绝句的讹传作者是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三杰之一，青年***的精神偶像。十年前，全球各大影院上映过一部以西乡为原型的电影，片名叫《最后的武士》。这是一部以武士道为主题的电影，借助好莱坞的顶尖技术，导演爱德华·兹威克为观众打造了一场视听盛宴。这部颇具史诗感的电影曾迷醉过无数少男，它所呈现的武士道真诚而热烈、唯美而纯净，甚至会让人产生某种敬意。
　　在该片中，汤姆·克鲁斯饰演的美国退伍上尉纳森受雇于明治政府，其任务是训练征兵令推行后的庶民兵，其对手则是胜元（以西乡隆盛为原型）领导的武士团。在一次遭遇战中，具有火器优势的庶民兵被手持冷兵器的武士团击败，纳森身负重伤并被生擒，之后被掳到胜元的家乡疗伤。那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那里的人按照传统秩序生活。纳森初抵彼处时内心充满反叛，他不喜欢那个落后而野蛮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不合时宜和不可理喻。然而奇怪的是，在影片后半部分，纳森不但爱上了那里的人，而且皈依了那里的精神，甚至为守护这种精神而与胜元并肩作战！

　　这段奇妙的心路历程是如此地难以解释，以至于导演不得不借助女人和道德来自圆其说。在兹威克的镜头下，胜元的妹妹成了传统日本的载体，她以婉美的气质和暧昧的柔情征服了纳森那颗漂泊不定的心。导演还为纳森安排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战争记忆，让他为无辜杀戮印第安人而夜不能寐，又把西南战争描绘成一场坏蛋打好人的战争，经此处理，纳森的转变才具备了救赎意义。在影片结尾，胜元战死疆场，纳森则回到了胜元的故乡，在那里，他将以武士的方式活着和死去。

　　与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相比，兹威克的《最后的武士》实在肤浅，它有视觉冲击却没有灵魂震撼，它的故事既不真实也不深刻，它只是一部华丽的蹩脚悲剧。
　　悲剧是什么？悲剧是某种价值无可避免地毁灭。张国荣自杀算悲剧，张雨生出车祸就算不得悲剧，那充其量只能叫“不幸”。悲剧不是死人，而是死灵魂，是一觉醒来无路可走。
　　西乡隆盛不是兹威克镜头下的胜元，西南战争也不是一场道德战争。或许，只有全面展示这场战争，我们才能看透这场悲剧，进而理解它的意义和影响。
　　西乡隆盛出生于1828年， 他的家乡在萨摩藩，他的父亲是一名下级武士。西乡是家中的长子，十三岁行成人礼，十六岁担任郡方书役助。西乡的青年时代正是幕末时期，商业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秩序，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底层生活十分困苦，尤其是农民。事实上，下级武士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虽名义上是岛国的统治者，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要靠借贷过活。另一方面，幕府实行僵化的身份制度，官位的取得依靠世袭而非才德，下级武士缺乏出头的机会，因之对现实极端不满。从本质上讲，下级武士是文人化的军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拥有入世情怀，但现实不能给予他们宽广的政治舞台。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下级武士必然生发出某种反政府情绪。反政府的下级武士自称“志士”，西乡便是这志士中的一员。

　　维新志士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普遍具有救世情怀，有些人还有献身精神。对于幕府和夷人，他们公开反对并经常使用恐怖手段，他们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相反他们觉得这样“很爱国”。
　　下级武士处于统治阶级的底层，其所受的教育和工作内容都是管理国家，所以政治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下级武士想要夺权上位，为此他们发动了倒幕运动，这既是为国家寻找出路，也是为自身寻找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讲，下级武士比一般民众更加反政府，因为政治变天对他们前途的影响更大。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可见，城里的愤青从来都比乡下的老农更看不惯政府。战争是政治的极端表现形式，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胜者为王败者贼。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下级武士塑造了一个“我们”的概念，这个“我们”就是日本，而天皇是这个“我们”的象征。经过此种包装，戊辰战争具有了某种道德感和神圣性。

　　西乡隆盛是戊辰战争的总指挥，他以卓越的战争才能为下级武士打造了一个全新舞台。为了加固这个舞台，西乡以武力为要挟迫使藩主阶层交出了地方政权，从而完成了中央集权。在岩仓使团外访期间，西乡主持了土地买卖、教育改革、兵制转轨和地租改正。社会的大变革注定是痛苦的，明治初年的新政不但没有缓解民间疾苦，反尔使其更重。西乡本人对此充满愧疚，因此，他一方面支持改革，一方面反对改革。在西乡看来，修铁路简直就是在烧钱，而征兵令徒增社会矛盾，地租改正更是赤裸裸的官逼民反。西乡不反对加强中央权威，但他不希望看到一个什么都要管的独裁政府，更反对这个政府胡乱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他认为解决税收的办法有两个：一、少花钱；二、打朝鲜。

　　西乡隆盛热烈地鼓吹征韩论，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解读为西乡好战。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与其说是一个外交思想，不如说是一个经济思想，它反映了西乡治国思想的苍白和无能。西乡在明治六年（1873）的出局绝非偶然，他也没有回归政坛的可能，也就因之失去了施展政治理想的合法舞台。
　　西乡隆盛下野后回到了家乡，此时，萨摩藩已经改名鹿儿岛县。西乡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回乡后不久便成立了私人军事学校，所授内容主要有两种，即枪炮之技和义勇精神。西乡的名气大、人缘好，前来求学的人很多，私学校的规模亦逐渐扩大。
　　鹿儿岛位于西南海滨，天高皇帝远，在江户时期为外样大名，有着悠久的反政府传统。在戊辰战争中，鹿儿岛人出人、出力、出钱，毫不含糊，他们也在战后获得了回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黑田清隆、西乡从道、松方正义等鹿儿岛人都在明治政府担任要职，大久保更是在西乡下野后成了明治政府的首脑。鹿儿岛人的性格黑白分明，当他们赞成一件事时可以为此牺牲，当他们反对一件事时也可以为此舍命，他们既没有佐贺人的市侩，也缺乏长州人的变通，他们既热情洋溢又不可理喻。

　　在“求学”的名义下，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武士聚集到西乡麾下，从而形成了一股反政府势力。这些武士具有鲜明的愤青气质，他们是愤青中的愤青，他们把一切社会矛盾归咎于“奸人当道”，并立志改变这种“有司专制”的黑暗现实。这批青年主要是鹿儿岛人，他们继承了祖先的传统，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他们四处传播反政府言论，并成功地影响了当地政治。到明治九年（1876），鹿儿岛县已经成了明治政府内的独立王国，其既不向东京上缴税金，也不执行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

　　当此之时，天下并不太平，与西乡隆盛一起下野的板垣退助于明治七年（1874）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要求政府开设民选议院，企图以和平手段分享政权。同样因征韩论而下野的江藤新平则于下野次年回到家乡佐贺率领2500多名武士发动叛乱，目的是要求政府调整中央人事、停止现行改革以及恢复士族俸禄。明治九年（1876），九州岛的另外两个县熊本及福冈也出现了武士叛乱，不过其规模都不大，只几百人参加而已，政府迅速平定了叛乱，将闹事首领处以极刑。

　　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和江藤新平均因征韩论而下野，他们下野后的作为不同、手段各异，但目的相同，他们都想拯救一度为天之骄子现在却一贫如洗的下级武士。他们不愿放弃这个使命，因为他们不愿放弃武士身份， 他们的价值观建基于这个身份。失去了这个身份，他们便不认得自己了，他们注定要成为最后的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