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认为，评价一个君王的标准与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不能一致的，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也绝对不能因此就认为君王是非常人的。事实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君王——作为普通人慈善，他作为君王才会对国民普遍慈善；否则，多半只怕是炒作和蒙蔽而已。
　　所以我愿意特别赞美汉惠帝，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前面也提到过，他宁肯违背本是“一条船上”的母后的意旨，千方百计的保护差点夺走他王位的小弟弟；他非常尊重庶出的兄长齐王，为了怕齐王被母后毒死，宁愿舍身取鸩酒而饮。最后，在得知是母后将戚姬弄成了“人彘”时，精神又受到巨大创伤，为此不惜在实际上断绝了与吕后的关系——《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那么，汉惠帝如此之仁善，是否不尽人情呢？我们知道，汉惠帝从小的生活，是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甚至曾经被父母抛弃……这样的人生经历，多半使人要么极其仇世，要么极其悲天悯人，汉惠帝成为了后一种！
　　了解了汉惠帝的这一切，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来了：汉惠帝的时代，是无为而治的吗？显然不是的，他是积极进取的，不管这个时代算不算取得了成就，至少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鲜明的政策、具体的管理为特征的——我也不想因此就说汉惠帝的时期走的是法家路线。
　　日期：2014-11-27 20:17:08
　　2、汉文好刑名

　　有汉一代，汉文帝是被作为道德标杆来景仰的。《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汉文帝是汉惠帝的弟弟，他和他的兄长一样，再挑剔的人也得承认，史书里记载的他的确是仁善之君。尽管他也与他的兄长一样，对男色是有一定偏好的，宠爱邓通这样上了《史记#佞幸列传》的臣子。
　　对于汉文帝的品德和功绩，汉家官方这样总结：“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
　　那么，汉文帝施行的，算是哪家的政策？儒家？法家？黄老？
　　我们不必断言，但先可以看看司马迁的观点。《史记#儒林列传》：“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这是极其重要的信息！司马迁这句话的意思是：汉文帝征召了很多儒生加以任用，但是他从根本上来说是喜欢“刑名之言”的！
　　通常，人们把“刑名之言”理解为法家的学说，那么司马迁的意思是汉文帝是法家的信徒，行的是法家治国之策吗？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样算法家治国呢？任何时代都有法律，但以法律为治国的第一要义者，就算“以法治国”或“依法治国”。在这样的国度，任何主义或学说可能都很盛行，但是在任何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只有有法可依有理可循的，必定以法理为先，这样的国家应该就算司马迁所说的“刑名之言”吧。

　　事实上，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先进和真正人性化的主张——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法家”往往被自动与残暴挂钩，实在是因为关于秦国、秦朝的种种被妖魔化。
　　这样来看的话，汉文帝的治下，是否当得上是“依法治国”呢？
　　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里，司马迁用了很多的笔墨来写张释之的依法办事，其中的故事为人们耳熟能详，这里就不详述了，其中确实可以印证司马迁的观点：在名臣也是诤臣张释之等的辅助下，汉文帝确实是依法施政的，并不“人治”。
　　当然，汉文帝的值得赞颂之处，也在于他沿着汉惠帝的施政思想，去除恶法。“除诽谤，去肉刑。”诽谤，前面我们提到过，源自上古的诽谤木制度，由于专制王权的施压而堕落成为一种压制言论自由的罪名。汉文帝去除了这种罪名，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只要专制的威权存在，诽谤作为一个罪名就必然存在而不可能消失，不同的只是可能会换一个脸面出现而已，尤其是思想和言论自由都被严厉管控的社会里。

　　日期：2014-11-27 20:17:29
　　汉文帝、汉景帝父子时代被后世誉为“文景之治”，被视为是中国社会第二个确切的“盛世”——第一个是周朝的周成王、周康王时期，被称为“成康之治”。而由于成康之治时的历史并不像汉朝的这么详细真切可信，所以文景之治所具有的标杆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意义非凡重大。
　　那么，汉文帝到底做了什么有利于促成盛世的事情呢？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我们知道，盛世在古代的语境里，首先就是农业发达，天下子民都有饭吃。这方面，恰好《汉书#食货志》里面有详细的记载——《汉书》里面的“志”，是《汉书》作为史书的主要精华所在，算是对《史记》的一个发展。
　　《汉书#食货志》记载，贾谊上《论积贮疏》，建言大力发展农耕的重要性。“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接下来晁错的建言更加令人惊奇了——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他的意思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是发展农业，这就要让粮食值钱，具体办法是，用粮食作为赏罚的工具……让天下人把粟交纳给边境军队，用来得到爵位和免除罪罚，不超过三年，边境地区的栗一定很多了。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大家想到什么了？是不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换句话说，晁错与汉文帝所行的，不就也是变相的奖励耕战之策吗！如果说，这不是法家，那什么叫法家！
　　当然，晁错与汉文帝高明的地方，在于政策施行的灵活。晁错建议，“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汉文帝从善如流，于是下诏免除汉文帝十二年天下租税之半——也就是施行了事实上的“三十税一”，第二年在粮草储备目标达成的情况下，甚至免除了田租，不能不说这是了不起的。

　　日期：2014-11-27 20:18:05
　　3、太后政治
　　汉初的政局之所以后来被人习称为“黄老之治”，其实是从汉景帝继位后，出现了太后政治开始的。
　　本书的楔子部分就已经提到了，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是理解汉初政治的一个关键人物——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汉景帝的继位、贾谊的任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的背后，都有窦太后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存在。如前所述，我倾向于认为窦太后当时制造了系列宫廷阴谋；即便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也很难否认，窦太后确实是个权力欲极强、心狠手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角色。
　　大家都跟随着司马迁的说法，说窦太后“好老子书”，这真是只看问题的表面，难道司马迁能像我们这样随意谈论窦太后？他已经够大胆了！所谓的窦太后好黄老之言，也就是司马迁所使的一个障眼法罢了，他何尝真的认为窦太后是这样的呢！
　　窦太后被认为好黄老而不喜儒家，在汉景帝的时期有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窦太后问老子书于辕固生。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辕固生是一个著名的儒生，“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