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孔子对管子的指责是否真实准确，即便他说的是真的，这也正体现了“管子之礼”与“孔子之礼”的区别。“管子之礼”，是关注于大是大非的礼，是与国生息，关注国家兴亡、人民疾苦的礼。“孔子之礼”，更关注于礼仪的形式，关注上下尊卑的统治秩序，是由上而下的礼。
　　对于孔子对管子的不同评价，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孔子是比较客观地全面看待管子的，就事论事，他的功绩就肯定，他的不足就批评。
　　奇怪的是，这个看似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在以客观著称的司马迁那里，却变得很困难——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里写道：“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 而不勉之至王, 乃称霸哉？”难道说，司马迁没有通读过《论语》，不知道孔子对管子的全面评价？司马迁也会断章取义？
　　这就是我想说的：世人说司马迁是“半个儒生”，我认为，他压根就不是儒生。他自认为自己是史官，超然卓立。这样的司马迁，不可能像儒生那样盲从谁、盲从什么样的理论。这样的司马迁，即便对孔子也不会假以辞色的。
　　但现实的政治高压迫使他必须像别人一样对孔子顶礼膜拜。所以，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曲笔”——孔子编《春秋》用曲笔，是为尊者讳；司马迁用曲笔，是曲线救国，表达真实的论点。在这里，司马迁写孔子小瞧管子，如果你觉得奇怪，那么看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就明白了。
　　自孔子以降至于汉武帝时期，儒门弟子千千万，所谓贤者不乏颜回子贡、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叔孙通董仲舒之类，但要找出一个最类似孔子的，那还是非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莫属！他是最得孔子为君讳的真传，其言也辩的风格也颇有孔子似是而非逻辑方法的风骨。
　　公孙弘最高超的手段，是对素以直言不讳著称的汲黯的中伤。汲黯这个人属于“光棍眼里揉不得沙子”类型的人，他很看不惯公孙弘的矫揉造作。有一次他当众对汉武帝说：“公孙弘是国家的三公大臣，俸禄这么高，他却在家里盖布被，这个人多么虚伪啊！”汉武帝就此问公孙弘，他回答道：“是这样的。我最好的朋友是汲黯（先扯个淡假装跟汲黯是好朋友，意外之意是汲黯这个人叛友、又不知友，非常之low），可是他今天当众责备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我确实是为了沽名钓誉的！（我会告诉你哥就喜欢棉布的感觉吗？）”

　　这个回答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公孙弘继续从容说道：“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与齐王相比，这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齐景公的相，他非常节俭，齐国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君王您想，是像管仲一样谮越好呢，还是像晏子一样知书达理勤俭节约好呢？）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真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假装毫不生气，客观指出攻击自己的人是忠诚的）”

　　结果怎样？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数一数二难伺候的汉武帝，被这一番有情有义、肝胆相照的话，华丽丽地折服了！汉武帝慨叹，公孙弘先生，真是太谦让有礼，太大肚能容了。于是，汉武帝就让公孙弘从御史大夫，升职做了丞相，并且封他为平津侯，并且得以善终，这在武帝朝是非常难得的。

　　对于公孙弘，司马迁还是敢于有话直说的。“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公孙弘，就是孔子在司马迁心里的倒影，也是儒家、儒学在他心中的模样。
　　因此，将孔子对管子的评价，比类于公孙弘评价汲黯，我们就会明白，孔子对于管子，其实际想法是捧之弥高、摔之弥惨——如果品德不过关，能力越大，危害越大，管子不足为训，小子们还是该脚踏实地地搞“礼”啊！
　　再者说，孔子与管仲，是根本不同的。孔子的学说，其实最多只能算是个意识形态，很多时候百无一用；而管仲，则是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儒家儒生所擅长的，恰恰是管子所反对的空谈主义、形式主义。管子博大精深，孔子的儒学只是在洋洋大观的管学中占到了十之一二而已，所以，孔子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师承于管子了。
　　日期：2014-10-20 12:33:45
　　第4章：师生相党——孔子其人和他的教育事业

　　一种学说的优劣，跟主张这种学说的人的品行优劣没有必然的关系。儒家学说的优劣就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品行没有必然的关系。不过孔子是被叫做圣人的，所以孔子的品行到底如何，还是很有关系的。他被后世称作“至圣先师”，说明他应该是学为世师、行为世范的。他到底配不配得上是中华第一人呢？下面按照司马迁的记载，结合《论语》等其他史料，一起来考证下，司马迁对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看法。

　　日期：2014-10-20 12:34:10
　　关于孔子的出身，习惯上大家喜欢说他出身于鲁国的破落贵族家庭，其实这样说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他的父亲，固然算是鲁国的破落贵族，但是孔子却是他父亲的私生子！《史记》上这样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后世的一些“为尊者讳”的先生，不甘心孔子是这样的家庭出身，找了很多词来解释野合，妄图以中国古文字学的博大精深来欺骗我们这些后学青年，但无论怎么解释，他们都无法给司马迁后面的记载一个合理的说辞——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如果是正常的夫妻父子家庭关系，妈妈会不告诉孩子爹爹葬在哪里？除非是这样两种情况：
　　之一，知道父亲坟墓在哪里可能会给孔子带来杀身之祸，这个从后来的情况看可以排除。
　　之二，她恨孔子的父亲所以不愿意说，或者她根本不知道墓地在哪里！为什么恨他呢？如果结合“野合”来看，一个很合情合理的猜测是，当时他和她的“野合”，并非是两情相悦的，而是他一厢情愿地霸王硬上弓！也就是说，孔子不但是私生子，还是一个糟老头**一个少女而生下来的孩子！这样的话，孔子的母亲恨这个糟老头子，所以不愿意说他的墓地在哪里就很正常了！或者，即便不恨他，但是由于他们后来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婚姻，所以她有可能就是不知道孔子的父亲被葬在了哪里，也就无从告诉孔子了。

　　我们绝对不是要为孔子的这个出身幸灾乐祸或者特意抹黑他，这也不会是司马迁的初衷，但孔子的这一家庭出身，对他的人生一定是有巨大的影响的。可以想象，他和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作为非婚生子，一定是少不了人会说闲话的，正因此敏感的孔子可能就此对礼制产生了认识和兴趣。否则，孤儿寡母的家庭在那个年代，也没有礼仪的家传，孔子为什么会从小对礼仪那么感兴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