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只跟三浦打过一次交道，但是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遇到重大的翻译任务时，三浦对我训斥的情形就会主动从我的记忆中跳出来，提醒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三十年后的今天，三浦的模样我早已忘记了，奇怪的是，他当初训斥我的那一幕，却依然栩栩如生地赖在我的记忆中不肯离去。
　　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企进入中国的第一波热潮是他们的产品日本电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电器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相当于现在的高档奢侈品，质量高、价格贵，还不容易买到。面对如此巨大的商机，引发了日企进入中国的第二波热潮，全国各地纷纷引进日本的电器生产线。以彩电为例，从1979年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本日立公司引进全中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到1985年深圳康佳公司引进全中国最后一条彩电生产线，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全中国有147家公司引进了彩电生产线，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日本引进的。日企进入中国的第三波热潮才是来中国投资建厂。

　　不过日本式管理最先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并在整个行业引发巨大震撼和影响的，并非始于最早从日本引进的电子行业，而是始于建筑行业。我的电子影集里有一张赵总理视察云南鲁布革水电站时与大成公司建设专家合影的照片，当年的我也曾敬陪末座。
　　看到这张照片，我在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建设工地给日本大成公司做翻译的一幕幕回忆，潮水般向我的脑海涌来……
　　（未完待续）
　　日期：2012-07-30 11:16:01
　　第02章，日企夺标之谜——《我在日企三十年》

　　北京长安街。
　　华灯初放，江苏华建公司北京办事处餐厅人声鼎沸，这里正在举办一场欢迎宴会，欢迎我们刚从南京来到北京的十名日语翻译，我们翻译组的组长叫徐文彬，来自连云港，徐先生比我大三岁，看上却比我成熟许多，他身高一米七五，国字脸，为人亲和，见到谁都乐呵呵的，很快就赢得了我们的好感。
　　北京不是我们的终点站，只是我们的中转站，在北京住一个晚上，我们第二天将乘坐专机飞云南昆明，然后坐车去鲁布革水电站建设工地做翻译。
　　华建公司北京办事处赵主任是位肥肥胖胖大块头，五十多岁，尽管一头白发，但看上去还是很有精神，两眼炯炯有神。在欢迎宴会上赵主任再次强调了这次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
　　“装机60万千瓦的鲁布革水电站是国家重点工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基本建设项目。只能做好，不能做环。你们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工程的建设，也是你们一生的光荣啊！来，我祝你们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干杯！”
　　我端起酒杯和众翻译一起把桌子敲得直响，热热闹闹和赵主任干了杯。我们这群翻译来自不同城市，虽然只是初次相识，但能不能喝酒，一上酒桌就都现了原形。那些能喝酒的人，不用人催，纷纷主动走过去给赵主任敬酒，接着就是彼此相互敬酒。我酒量不行，只能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和几个不会喝酒的闲谈聊天。
　　赵主任显然是一个嗜酒之人，只见他来者不拒，都是一饮而尽。喝完了敬酒之后，他举杯环视，一眼就认出我没有和他干杯，他热情地举杯向我示意，大声说：
　　“没什么好招待的，大家吃好，喝好，来，干一杯！”说完端起酒杯敲了敲桌子，像喝水似地一饮而进，然后用空杯指着我们几个不会喝酒的人说，“我干了，你们也干啊！”
　　我们几个人看看躲不过去，只好举起酒杯意思意思，好在赵主任到底是领导，似乎并不计较，他举起筷子笑着问，“你们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别净顾着聊天，喝酒！吃菜！”嘴里说着，手中筷子麻利地叉起一大块红烧肉扔进嘴里大嚼起来。

　　我看赵主任吃得那么香，就随口说，“我们正在聊一个问题，中国有这么多建筑公司，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公司来建鲁布革水电站？”
　　“这件事我最清楚，”赵主任接过话头，匆忙吞下嘴里的红烧肉说，“我刚才说了，鲁布革水电站建设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基本建设项目。但是根据与世界银行的协议，工程三大部分之一——引水隧洞工程必须进行国际招标……”
　　“我们中国建筑公司也可以参加国际招标啊。”有人不耐烦地打断赵主任的长篇大论。
　　（未完待续）
　　日期：2012-07-30 11:17:01
　　第02章，日企夺标之谜（2）——《我在日企三十年》
　　“你说得没错，”赵主任接过这位翻译的话题，“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是不是？况且，我们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为了稳妥，我们中国公司还特意和某外国公司联营参加了这次竞标。参加这个工程竞标的有中国、日本、挪威、意大利、美国、德国、南斯拉夫、法国八个国家的承包商。”
　　“那我们还不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笃定稳赢啊，发包权毕竟还是在我们手里。”徐组长也对这个话题来了兴趣。

　　赵主任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原来也以为胜券在握，没料到开标时，居然输给了日本大成公司。大成公司的标价不但比我们的标价低几千万元人民币，比工程的标底还低43%，你说不给大成公司能行吗？我们是输得心服口服啊！”
　　“这就奇怪了，”徐组长的话表达来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几十倍，他们怎么可能竞争得过我们呢？日本公司会不会跟我们玩什么虚的啊？”
　　另外一个翻译也不无讽刺地说，“对啊，就像我们国内的许多建筑工程那样，先向中央申报一个一千万的工程，等开工之后，再申请追加，结果申请追加了一两个亿之后，工程还是没有做完。”
　　“你们啊，呵呵，”赵主任摇了摇头，喝了一口酒说，“完全没有国际常识，你们以后去给日本人做翻译，千万别说这样的外行话，那是要被人家笑掉大牙的！国际工程招标是一口价，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如果真出现钱不够的情况，中标公司就是贴钱亏本，也必须把工程建好。”
　　“日本公司会不会偷工减料？”有人担心地问。

　　“日本公司就是想偷工减料也偷不成！”赵主任十分肯定地说，仿佛他亲眼所见一般，“不说建筑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公司的声誉，更加重要的是，凡是世界银行贷款的工程，都必须接受国际性的监督。好像有一个什么国际通行的工程监理制（工程师制）和项目法人负责制。”
　　一个翻译在一旁连连摇头，不以为然地说，“监督？在中国，许多监督都是形同虚设，只要等验收的时候吃好喝好招待好，再每人送上一个大红包，就搞定了。只要买通了监督的人，还不是一样可以偷工减料？”
　　“小老弟啊！”赵主任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说，“我一再强调，你们这些做翻译的，看问题要具备国际视野。在鲁布革水电站建设工地上，监督大成公司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挪威和德国的两家专业公司。这些外国公司的工程师不是等到工程建设全部结束了之后再去验收，而是每天都到工地去检查监督，根本不给你作弊的机会。不仅如此，这两家负责监督的外国公司本身还必须接受世界银行的监督。这样环环相扣，谁还敢弄虚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