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谁说的大明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终大明一朝，自赶走蒙元势力开始，北部的威胁就一直没有解除过，最终也亡于北方游牧民族。前文也讲到，朱元璋立国之初最重视的也是北部的威胁，大明的军队始终将对北方的积极防御放在首要的位置！
　　日期：2014-07-13 17:37:47

　　三、“除此以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这个说法更像是一个笑话。与世兵制并行的募兵制，前文已经讲到，募兵的军饷都高于卫所兵一倍以上。即使以戚家军而言，他们是不是“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又引起了什么“新的社会问题”？如果如此，大明后来又为什么要建“关宁铁骑”？
　　我们再看看之后的万历时期的大明朝海防，在经历战争考验之后，人们总结血与火的经验教训，而作出的选择，可以更加明白俞大猷的英明和超越时代的预见性。
　　①、早在平倭初期，大猷就选定了福船作为主力船只。“船制至福建备矣”（王鸣鹤《登坛必究?卷25》），经过大倭患的战争实践，万历时期，淘汰了相当多的船型。“向因贼舟不大，七百料停造久矣。其余五百料之类，亦以不便海战，改造福清等船”。（《筹海图编?卷12》）船制更加丰富、先进，但是福船依然是主力战舰。②、兵制的变化，不仅仅有原来的卫所兵，征兵（签派民壮）和后来的募兵制度得以推广，营兵制也有实施。③、沿海军队的编制是兵员减少，而舰船增加。例如浙江沿海原有卫11、所31，（《筹海图编?卷5》）定额兵员约10万人（按屯3守7计，战斗人员为7万人），船约580艘（实有548艘）（范涞《两浙海边类考续编?卷2》及《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5》）。万历时，兵额5.3万人，船1100余艘。而且舰船的船制、火器均有较大发展。四、多层次的海防体系。万历初设五参将、六水寨，实行多层次的海陆防御体系。简直就是按照俞大猷的设计，照图施工！

　　日期：2014-07-13 23:57:24
　　3.2.4世界历史趋势
　　紧接上一个问题，黄先生说：“再往下推求，俞大猷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黄先生在多部著作中多次说到，世界的历史趋势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吗？
　　俞大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国际贸易”吗？
　　我说，都不是。
　　如果把1500年以后，世界走向“地球村”的趋势，说成是“国际贸易，”显然是不妥当的，片面的。世界走向“地球村”的趋势，是世界随着科技进步，交通、通讯技术手段的发展，而必然发生的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它包含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科技的交流、融合、发展。而不仅仅是贸易的开展。即使从表面形式来看，也往往是从宗教的交流开始的。比如天主教在汉唐之际即已传入中国，到大明朝后期，更是组织化。（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但其时中西方的贸易还处于初级阶段，直接的交易很少，无论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基本上都经过中间商。或者退一步说，文化、宗教的传播至少是与贸易同步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贸易本身就是文化、宗教交流的一个载体。说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国际贸易”，是看到事件的表象，而没有注意事件的实质。

　　待续

　　日期：2014-07-14 01:21:05
　　至于说“俞大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国际贸易’”，这是黄先生的一大错误。而且这个错误是由三个错误构成的。
　　第一、“海禁”导致的“闭关锁国”，这个错误是清朝的错误。
　　首先要明确一个观点，就是人类为了防止灾害的扩散，采取一些封闭、隔离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应该的。比如SARS，一旦发现患者，立刻采取隔离措施，有效地防止了疫情的扩大，无疑是正确的、明智的。但是，如果没有疫情，毫无理由的搞什么封闭、隔离，就是错误的、愚蠢的。同样，在战争、暴乱时，也往往会有宵禁、区域封闭之类的措施，是基于相同的道理，因为这有利于维护秩序，有利于防止敌方的破坏。

　　前文已经讲到，大明朝初期的禁海，以及嘉靖朝的海禁，都是为了防倭。而且也不是完全的禁止，是有针对性的。（参见前文《关于倭》）
　　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廷已经在讨论开海的问题。“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应参前后请开海禁，下兵部尚书赵锦覆议，从之”

　　（《明史纪事本末?卷55》），“嘉靖三十年五月六日，……勘议通海舶以资物货一件……”。（《明经世文编?卷280》冯璋《通番舶议》）由于嘉靖三十一年 “大倭患”开始肆虐，这个问题被迫放置。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都御使涂泽明上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张燮《东西洋考?卷7》）“不得往日本倭国，亦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明经世文编?卷400》许孚远《疏通海禁疏》）得到朝廷批准。有学者认为这是“有限度”的开放海禁，实为迂腐之论。试问，战时禁止向敌对国贩卖军事物资，难道不是正常的吗？今天欧洲不是还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吗？极而言之，二战时米国可否将原子弹或原子弹技术、原料卖给日本？

　　但是清朝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大的改变，已经基本上没有倭寇的骚扰，尤其清朝的早中期，完全没有来自海上的国防威胁，却依然实行海禁政策，这才是真正的“闭关锁国”，与“世界历史趋势相反”。黄先生的这个错误，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见后文《中国大历史》）
　　日期：2014-07-14 01:22:08
　　第二、说“俞大献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是正确的，但是说 “俞大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国际贸易’”，则是错误的。
　　俞大猷是开海的支持者。即使是战时的禁海，俞大猷也是持辩证态度的。大猷主张“听其采捕，因以为兵”：渔船小的每50只另外造一艘楼船，大的25只另外造一只楼船，“大小相资，各有实用”。（《正气堂集?卷16?恳乞天恩亟赐大举以靖大患以光中兴大业疏》）顾炎武就非常赞赏俞大猷的计划：“两浙渔舡出海捕鱼者动以千计，其于风涛则便捷也，器械则锋利也，格斗则敢勇也，驱而用之，亦足以捍敌，缉而税之，尤足以馈军饷……故缉名以稽其出入，领旗以辨其真伪，纳税以征其课程，结舟宗以连其犄角，而又抽取官军以为之声援，不惟听其自便为生，且资其捍御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5》）

　　正规军与民兵的协同，很熟悉吗？400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策略之一：依靠人民，“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另一方面，如果俞大猷在海战中消灭倭寇，“是为了消灭‘国际贸易’”，那戚继光在陆战中消灭倭寇，就不是“为了消灭‘国际贸易’”了？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

　　第三、如果说倭寇是进行的“国际贸易”，那么倭寇的性质就变了。正如前文所述，倭寇的性质是侵略和掠夺。（参见前文《关于倭?倭寇的性质》）黄仁宇先生在本文其他地方，也是认为倭寇是侵略、掠夺的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