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15 21:19:32
　　3.2.5小结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1959年，为了研究“明代的漕运”，花了五年的时间。其后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e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书，读《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册，又花了两年半时间，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从计划到杀青，历时七年。“结论从材料中来。……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① “税重民穷”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明朝的税赋﹤20%，甚至有的地方在1%-5%之间，远远低于同时期的日本（50%），税收总额是英国的1∕30。② 明朝的施政方针是保护落后的经济。 税收制度与民间的经济发展脱节。③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从上述信息来看，黄仁宇先生确实是下过大工夫进行研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仍然尊重他的原因。这与《百家讲坛》的一些学者，比如“抗倭英雄戚继光”讲座和“两宋风云”讲座的主讲者需要区别开来，后者是因为急功近利，不下功夫做学问而忽悠听众。
　　黄先生之所以下了大工夫而依然得到错误的结论，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日期：2014-07-15 21:20:14
　　①、 没有将研究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坐标准确定位。以《万历十五年》而论，1587年，是大明朝的末世，也是封建时代的末世。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朝代的末世，意味着更新换代，作为时代的末世，意味着涅槃重生。也就是说，它必然具有末世的衰老、腐败、和种种乱象，但是也必然具有重生的种种新的生机。处于1587年的人们，是站在历史长河的最前沿，可以看见历史之河，在茫茫迷雾之中流淌而来，却不知道它将流向何方。站在400年后的今天，回望1587年，则400年的流向清晰可见，而1587年却又已经模糊了它原有的形态。问题是，历史之河自今天起，又将流向何方？如果不知道它的流向，我们又怎么确定这400年的流向是历史的主流方向？如果不是主流方向而是一个弯道，那么，站在弯道上的我们，又怎样去确定主流的方向？凑巧的是，我们恰好处于弯道之上！真正的大历史观，要求我们，站在未来的历史主流之上，回头考量今天，考量1587年，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显然，直观的方法无法凑效。就像我们无法用直观的、肉眼的方法确定月球到地球的距离，我们必须用另外的、科学的方法来确定之。

　　说1587年具有特别的意义，还因为他面临双重的歧路。就中国历史而言，本来封建时代已经走到了末世，中国的历史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是却因为偶然的因素，而使应该结束的封建时代延长了两百多年。明白地说，就是因为生产力更为落后的满清的入主中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它其实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1587年之后的世界历史，是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历史，由于西方世界文化发展的落后，导致400余年的世界历史，走入“技术极大发展，文明极大倒退”的弯路。在后文我将论及此事件的意义，论述400余年的历史何以是一个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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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将经济的研究结果推而广之，用以覆盖文化、政治、军事。不同的领域自有其特有的规律，是不可能覆盖的。诚如我在前文所讲，黄先生从经济角度（税收、漕运）入手，却又被淹没在浩瀚的史料之中。这也是历史研究的固有矛盾之一：必须尽量多地掌握史料，又不能被浩瀚的史料所淹没。这需要治史者有相当的高度。黄先生由于对军事的陌生，由于对中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同异缺乏足够的认知，因而限制了他达到这个高度。

　　日期：2014-07-15 21:21:13
　　③、 虽然黄先生用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史料，但是，在形成自己的初步看法之后，没有对这些看法花同样大的精力去验证、梳理，没有经过自我诘难，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就黄先生的作品来看，其核心思想均可商榷。就研究的内容而言，几乎忽视了清朝的历史历史存在，而这恰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情况。就研究的方法而言，以经济覆盖文化、政治、军事，也显然是不可取的。另外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错误，就是对不同的史料，尤其是有矛盾的史料，不做梳理、分析，采取选择性的使用，实在是治史之大忌。最后，从黄先生的作品来看，似乎逻辑推理也不是黄先生的强项。

　　虽然存在大大小小的众多问题，《万历十五年》依然流布甚广。
　　也有三个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