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是要通过“仁”，“仁”就是要讲究孝悌忠信，要爱父母、爱子女、爱兄弟，由此及彼、推己及人，自然是爱邻居、爱地方，最后是爱君主的好苗子（“其为人也孝弟（同“悌”），而好犯上也，鲜矣”《论语?学而》）。总之在家孝顺父母，入朝则一定是忠臣良将，而归根到底，是要忠君。司马光的话很能说明问题：“父之命，子不敢违，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迂书?士则》）。”

　　而儒家所谓的孝顺不过是统治阶级跟庶民们玩的一套鬼把戏罢了，比如“父母有疾，冠者不栉……疾止复故。”（《小戴礼记》）就是父母生病了，不能够梳头发，等病好了才能梳。父母生病了，不管你难过不难过都必须不梳头，表现出来了就是孝子，不表现出来就是逆子。然而实际上是完全可以一边梳头，一边难过的，结果自然会造成逆子不梳头，而孝子梳头的情况，这就管不了了，儒家只管这个礼法。总之，你爱你的父母吧？那你就要体现出来，要按照礼法来做，具体表现就是听话，什么独立自主的思想、独立的人格，都是不孝顺的人说的话，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服了的才是好孩子。然后再推己及人，入朝也要当忠臣，也要按照礼法，具体表现就是不犯上，这才是皇帝要的。

　　孟子说要通过“义”。因为有的人不仁，那怎么办？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仁！好像不怎么管用，还是要正气凛然地喊一句：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所以“仁”是“人之安宅也”，是个人修行；而“义”则是“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若是有人走了邪门歪道，那你就可以替天行道。比如为了闯法场，救宋江，李逵也顾不得围观的百姓，“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仁吗?不仁，这岂是好汉所为？但是义啊！乃是兄弟之义。甚至可以“大义灭亲”，灭亲自然是不仁，可是有义。故而有仁君，而无义君；有仁政，而无义政；可以说忠义，而不能说忠仁；有义无反顾，而没有仁无反顾；可以大义灭亲，但是没有大仁灭亲。这种思想自然博得了统治者的好感，因为若是有亲人造反，你可以去灭亲，而不受到更多的道德谴责。孟子也就继孔子，代替了颜回成为了“亚圣”。

　　日期：2012-09-22 17:05:18
　　“仁”也好，“义”也好，都是为了实现“礼”。尤其是从秦始皇混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思想又被曲解，在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深深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皇城之内，大臣们三跪九叩、山呼万岁，匍匐在天子的脚下，何等威严，若是皇帝说一句：“众爱卿平身。”那自然是要“谢主隆恩”了。不论皇帝说些什么，那也必定是“皇上英明”。皇城之外，县官上街，自然要专人开道，尔等庶民又怎能不避让，若是耽误了老爷们的大事，你如何吃罪得起；若是有了冤屈，尽管心里明白，坐在堂上那个穿着官服的人明明是个贪官污吏，可也要喊上一句：“望青天大老爷做主。”

　　至于皇帝的姓名更不是老百姓可以随便喊的，如果需要说到皇帝姓名中的字，那就要避讳。光武帝刘秀这名字一取，天底下的秀才就都成了茂才，师生之间也一样，五代十国的冯道，他的学生们为了避讳他的名字就不能说“道”，结果读《道德经》，头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他的学生们也只能说：“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呀。非但是普通民众，就连高高在上的观世音菩萨也不能例外，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中有一个“世”，老百姓只能改口叫观音菩萨，连菩萨都需要为皇帝改名，我等下界凡人自然不敢违拗。至于皇帝如何吃饭，君臣如何见面，皇宫有多少门，门多高、多宽，门上有几根钉，钉子如何排列，各个方面都从礼法上透露着这种等级的思想。

　　汉初的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庞大复杂的宫廷礼仪，大典过后，刘邦不无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看来，久经沧桑的汉高祖也经不起这种礼仪的腐蚀。
　　当然，很多人必定会说儒家也并非一无是处，其思想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我同意。问题的关键是当这种思想被不断拔高，并且作为一种唯一的标准时，是否还仍然正确？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宰我问孔子：“父母死后服丧三年（实际是25个月，跨三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我看一年就差不多了。”
　　孔子反问：“一年太短啦！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穿着新衣服，吃着好东西，你心里过意得去吗？”
　　宰我：“我过意得去啊！”
　　孔子顿时受了打击：“你觉得过意得去，那你就去这么做吧！（汝安，则为之。）”
　　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父母死了，正常人是肯定会难过的，但是并不代表一定要服丧三年，不刮胡子，不买新衣服，不吃好吃的。反过来说，做到这些的人，并不一定心里真难过。这么规定就很没有必要了。每个人表达难过的方式不同，比如我难过的时候食欲一点也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一定会喝闷酒。
　　第二，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强迫规定每个人必须这么做的，连孔子的学生都是“汝安，则为之”。这时候还只是一个纯粹的思想。

　　但是后来事情就全变了，父母死了以后，当官的要暂时隐退，回家为父母守孝，叫做丁忧。除非是皇帝下特旨，才能不回家丁忧，名为“夺情”，就这种情况也不多见。君臣之间的地位也越来越大，大臣对皇帝单方面“愚忠”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就告诉我们儒家思想发展到后来究竟成为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也很能说明为什么帝王极为推崇这种思想。

　　于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这种思想从血肉渗透到了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并把他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本，这个跟你学习儒家思想当中的精髓完全是两码事。
　　再看我们今天，父母死了，领导不用回家守孝吧？最多也就请几天假。给孩子起名字也不用避讳什么吧！你见了领导也不用下跪吧！也不能娶妾，真正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也许有人会说，不对啊！有些不正派的领导和老板不是也有包二奶的嘛！呵呵，区别就在这里。你能娶回家吗？你能名正言顺地昭告天下吗？你能跑到民政局去注册吗？我们今天整个社会都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跟古代那种皇帝直接下圣旨，依靠国家行政机关选秀女，大丈夫“三妻四妾”是应该的这种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三妻四妾”娶回家是被普遍认可，而“包二奶”则是现象，并不被整个社会所认可。当我们从内到外，整个社会普遍认可某一种价值观念的时候，这个就是文化了！
　　从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文化才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古代的君权是神授，是代天行政，是天命所归。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明确写着：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在法理上否定了古代的儒家思想，尽管以后仍然有政权和个人没有照此做，但是我们会认为这个是窃权，是抢夺了本身应该属于国民的全力，是非法，这个权利是来路不正，从法理上来说，权利是属于国民的。这个就是区别，跟以前那种明确承认专制政权的合法性，承认君权神授是完全不同，而且也只有先在法理上承认，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所以，看过本文的人以后千万别再说“因为辛亥革命以后还有专制政权，所以辛亥革命前后也没有什么区别”，诸如此类无知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