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奴隶制没有精神支撑,而专制还是有精神的:秉笔直书的司马迁,精忠报国的岳武穆,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这一串串名字如同夜空的繁星,不可胜数,鼓舞着当时之人,激励着未来之人,照亮人们心中的黑暗,他们都是把某一种信念当做自己毕生追求的人,都是让人肃然起敬之人。然则清末洋人肆虐国土之时,袁世凯逼宫之日,可还有“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守此处”之人,可还有满朝文武竞相弹劾之势?大伙也知道你这个王朝“不正宗”,得过且过也就拉倒了。
日期:2012-09-21 00:18:13
嗯!解释清楚了这些问题,结论也差不多呼之欲出了,清朝这种以奴隶制为内核,以专制为外衣的制度军事战斗力会如何?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特别差,对不起!我没有说清楚,应该是特别、特别、特别……差。熟悉清末历史的人应该可以看出,清末的军队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差,那真是差得可以,像“一鸦”、“二鸦”(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种战争,放着其他中原王朝的末年是完全可以取胜的。尤其是“一鸦”,初期就几千个英国兵,我们不提后来已经使用了火器的王朝,就秦始皇那种完全使用冷兵器的军队,死磕也能搞死对方。为何清朝军队会如此?
简单来说,专制政权的劣势仍然存在,取得政权以后迅速腐败,无非专制的特点是腐败,奴隶制的特点是抢劫,说得形象一点也就是专制的特点是“偷”,奴隶制的特点是“抢”,而清朝的情况则是“连偷带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原来为经济利益而打起仗来骁勇的八旗兵,因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便可以攫取大量的社会财富,军队质量下滑更加严重。“八旗子弟”更是成为了游手好闲之人的代名词,这一点也使奴隶制的优势荡然无存。
专制的优势则正好跟奴隶制的劣势相反,专制有精神,奴隶制没有精神。有精神就必须要有思想来引导,要有心灵的家园,古代中国人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儒家思想在清朝表面上做得好像不错,科举就办得挺热闹,但是绝不会深入血液,透入骨髓。尽管也是有一些人物是有精神的,却不能批量生产——让你头上留条鞭子你能有多大积极性?
简而言之,清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是从高到低的一根斜线,区别是这根斜线的起点比较低,下滑更快,而终点也更低。如果说专制王朝末年的军队质量是一塌糊涂的话,那么清末的军队用一塌糊涂来形容是不恰当的,应该是“两塌糊涂”。所以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八旗兵勇的表现就已经完全无法和当年在关外和入关之初相比了,其军队质量下滑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读历史,不能发生什么再完全按照这个结果去分析,一时想不通也要找出一些理由来,反正想尽办法说圆满了,也不管自己的分析结果能不能说服别人,甚至有时说出的答案连自己也说服不了。很多人在比较各朝军队的战斗力时,就完全采用这种方法,发生什么说什么,而不去细想其中的规律。这就是被历史牵着鼻子走的人,而研究历史的人是决不能如此的。
在很多时候,历史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历史交给我们的绝不是让你读完以后激发一下民族自尊心,考证某某人是哪国人,或者某某人的血统如何,抑或是在人前炫耀自己的知识渊博,更不是说话不负责任,想到什么说什么,甚至不以思考历史为目的。而是谦虚、谨慎,会有苦苦思索而不得要领的痛苦,也会有豁然开朗、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兴奋,而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视野的宽度和看待问题的深度。
日期:2012-09-21 16:24:11
第三章沉痛的代价
明朝的三路大军于三月在萨尔浒大战中丧师,开原、铁岭又陷,八月叶赫被吞并,这引起了明廷的高度恐慌,“朝野震动”,“东事危极”。万历皇帝“头目眩痛,心腹烦懑”,不事朝政;各处的残兵败将畏敌如虎、军备不整、缺粮少衣;辽东百姓扶老携幼,往各处奔逃。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启用了一个真正熟悉辽事且满怀壮志的人。
熊廷弼,字飞白,进士出生,湖北江夏人,后来努尔哈赤每想到这个人总要咬紧牙齿、恶狠狠地骂一句:“熊蛮子”。据说这个人虽是读书人出生,但孔武有力、善于射箭,而且能左右开弓。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巡按辽东,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渐渐有了名气,但他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性情秉直(一般这样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结果被贬斥,若非辽事紧急,这个人估计就窝囊一辈子了。
六月底,熊廷弼被提拔为辽东经略,并赐尚方宝剑,以重他的事权。七月初,他只统领着京营几百弱卒启程,出行之时,开原已失,刚出山海关,铁岭又失。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一路之上,遇到逃亡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八月初到达辽阳。
当时辽东的兵民四处奔逃,“妇女老幼,空国而逃”,兵器、战马、粮食俱缺。面对这种情况,熊廷弼到达以后先令佥事韩原善前往沈阳安抚兵民,韩原善耍无赖,死活不肯走;继而又命阎鸣泰外出安民,结果阎大人哭着就跑回来了。熊廷弼只能亲自巡检,经沈阳而赴抚顺,时值天降大雪,总兵贺世贤劝他不要太靠近敌人,熊廷弼自信满满地说:“正是因为冰天雪地的,所以敌人绝对想不到我会来。”这种行为迅速安抚了军心和民心,回城以后迅速安排战守对策:
第一,确定以守为攻的策略,不主动出击。萨尔浒大战以后,明朝已经不可能主动出击,剿灭努尔哈赤了,应该“以守为上”。清军骑兵擅长野战,但缺乏火炮,而明军则可依靠大炮凭城坚守,以此时双方军队的战斗力而言,这种打法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树立军威,斩杀临阵脱逃的将领,诛杀贪官污吏,弹劾罢免有名无实的总兵李如桢(这位也是李成梁的儿子),表彰贺世贤等,军纪为之改观。。
第三,修筑城墙,广置兵器,打造大炮数百尊,炮弹数千发,火枪七千余支,战车五千辆,其他刀枪、盔甲无数。并不断向朝廷请饷、请兵,各路援军纷纷抵达辽东,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散兵游勇也渐渐集合起来。
在熊廷弼的精心经营之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使得辽东的情况有所改观,从原来只有区区两、三万羸弱之卒,迅速上升到拥兵近二十万,并且军容整齐、军备完善、城墙坚固、众志成城、粮饷充足的地方。
而努尔哈赤这里,自从拿下开原、铁岭以后,短时间内并没有迅速进攻沈阳、辽阳。实际上在熊廷弼刚到任的时候,辽东的局势仍然残败不堪,熊廷弼在九月的时候曾经提出过放弃沈阳,专一守辽阳的议案。其实他并非不明白这样做是十分充满隐患的,沈阳乃辽阳门户,相互都是朝发夕至,沈阳若有失,辽阳便岌岌可危,日后,无论是援兵还是军用物资都很难运送至辽阳,因为在运送时,都要冒着被半路截击的危险,后患无穷。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只能顾得上一头,若不放弃沈阳,可能连辽阳也保不住。
因而可以这么说,在努尔哈赤攻下开原、铁岭,八月吞并叶赫以后的最初几个月的时间内,是他可以轻松拿下辽阳、沈阳的最佳时间,但努尔哈赤却按兵不动,坐失良机。此后熊廷弼经过几个月雷厉风行的整顿,辽东政局大为改观,努尔哈赤已经很难强攻辽、沈了。故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后金并未对辽沈用兵,直到第三年,也就是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921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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