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9-17　11:01:05

　　中国病人袁世凯 67
　　话说穆麟德被赶走后，留下一批惶然无计的工作人员。袁世凯注意到，这帮卑末的底层官吏大多来自于当年的留美幼童。比如后来官至民国外交总长的梁如浩，民国首任电报总局局长周长龄。
　　当然，最牛的还是唐绍仪。
　　11月，驻朝公署成立。袁世凯将那帮下岗员工一股脑招到了自己麾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决定选唐绍仪为副手。
　　于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给一个冒牌秀才（不是唐骏）打起了工。
　　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心腹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唐天喜。这个从小在梨园行唱豫剧的白面小生长相俊美，袁世凯在家做少年时就喜欢他，收在身边当贴身仆从——以人格保证，没有基情。
　　唐天喜能武，唐绍仪善文。左膀右臂，袁世凯如虎添翼。
　　从唐绍仪那，袁世凯了解到留美幼童的悲惨遭遇。
　　1870年，在容闳的力促下，曾国藩联名李鸿章上奏朝廷，要求派遣留学生，得到批准。
　　1872年，见迟迟未有动静，曾李又上疏催促朝廷尽快施行。于是，以陈兰彬为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留学计划正式启动。
　　三批幼童被从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送到了最自由的国家，文化冲击之大，不难想见。

　　在中国，见官必跪。而在美国，1876年的费城国际博览会上，总统格兰特亲切地同幼童们握手照相，激励他们用心学习。
　　所谓中国民智未开，不适用民主的谣言似乎在幼童身上不攻自破。他们彬彬有礼，勤奋好学，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
　　服装上，由于经常运动，开始讨厌长袍马褂，而喜穿运动衣。踢球时更是觉得辫子不方便，胆小的缠到头上，胆大的干脆剪掉，只在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吴嘉善时戴一假辫子充数。
　　吴嘉善既不嘉也不善，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召见幼童时，一帮不伦不类的“小魔星”居然不行跪拜之礼！
　　他写信告以陈兰彬，说幼童目无尊长，“其学难期成材，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还把容闳鼓励幼童参加各种社团说成是鼓励他们入“秘密社会”（黑社会？）。
　　陈兰彬阅信后很愤怒，在他的极力抹黑下，李鸿章也扛不住压力，任由朝廷分批次撤回了幼童。
　　无论是耶鲁大学校长还是马克吐温，甚至格兰特总统亲自写信，也没能改变幼童们被召回的命运。
　　李鸿章失败了。曾国藩死后，他为留学事业保驾护航了近十年，对陈兰彬列举的幼童们“荒废中学”等所谓的“罪状”不感兴趣，他上心的是为中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和外交的新式人才。

　　最崩溃的当属容闳，他又气又急，四处奔走，也未能拯救自己业已破灭的理想。
　　于是，一腔怒火发泄到了陈兰彬身上。
　　在容闳笔下，陈兰彬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浑然一冲锋陷阵的卫道士，整天图谋搞垮留学事业，阻挠中国进步。总之一句话：坏到掉渣。
日期：2011-09-17　23:07:01

　　中国病人袁世凯 68

　　这是事实，但并非全部的事实。人性之复杂，远远超过了《罗生门》的讲述。
　　还原历史现场后，有两点值得注意：
　　1.陈兰彬是第一任清朝驻美公使；
　　2.陈兰彬是郭嵩焘的粉丝。
　　由于早生了20年，郭嵩焘（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在他之前，公务员队伍里还有两个不要命的，一个是官至福建巡抚的徐继畲（音同余，1795—1873），一个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张树声（1824—1884）。
　　作为最早的自由主义学者，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的议会制度，并表露出强烈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艳羡之情。
　　不仅如此，他还把华盛顿捧上了天，说自己见到他的画像时被他“雄毅绝伦”的气概惊呆了。对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事功更是佩服得一塌糊涂。
　　30年后，张树声临死前上了一道《遗折》，称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引入议会制度。
　　这是对洋务运动变器物不变制度的否定性总结，由于环宇之内皆是昏睡者加装睡者，真话，似乎只有留给快升天的人来讲。
　　幸好还有郭嵩焘。
　　1875年，在中英《烟台条约》的施压下，清廷极不情愿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举等于承认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职，众官皆视为羞辱和畏途。当然，郭嵩焘也不例外。
　　装病、辞职，能使的招都使尽了，总理衙门就是咬紧郭嵩焘不松口。这是因为郭当过广东巡抚，思想出名得右，如果连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两次召见郭嵩焘，百般劝导，终于把他哄去了英国。
　　既来之则安之。早就对士大夫们“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的愚蠢行为失望透顶的郭嵩焘决心利用出使的机会，寻根究底地找到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不用看《致命魔术》你也能想象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多么的生机盎然，而这一切带给郭嵩焘的无疑是震惊和倾倒。

　　于是便有了后来那本闹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纪程》，又名《得罪你没商量》。
　　得罪人群一：传统知识分子。
　　郭嵩焘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我们视西方为夷狄，西方还视我们为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国的士大夫尚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