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袁世凯——辛亥百年,世事新说》
第19节

作者: 临川之笔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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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教从一阴(法)一阳(儒)两个方面为君主集权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春秋时贵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齐放的美好情景从此一去不复返。

  当然你会问,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两家,咋瞬间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师是502胶?
  事实上,作为一介儒生,言必称《春秋》的董仲舒还是希望汉武帝能够推行仁政的,将“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审判也自他始。但问题是,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激进或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一旦走入专制权力,最终只会变成同一个样子。
  两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是权力选择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权力。
  于是,一副吊诡的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大儒范宣儿时的囧事。范同学八岁那年在后园挑菜,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当下便嚎啕大哭起来。有记者自作多情地采访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谁知范宣当场正色道:“我不是因为疼才哭的,而是因为想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祖训!”
  嗯,有种五道杠少年穿越了的感觉。

  这条祖训是《孝经》的中心思想。伪书《孝经》是后儒假托孔子之名撰写的,将“孝”发挥到了变态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还比较正常,主要是用来论证“仁”的。在他看来,孝(敬爱父母)和悌(友爱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证自明的情感,而将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及到朋友乃至众生,就是“仁爱”。
  问题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这么一路狂飙,飙到了《孝经》的高度。
  当所有人都被《孝经》洗脑后(以满清入关时汉人“留发不留头”达到顶峰),律法却故意和“身体发肤”作对,陆续出炉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阉割)等独具匠心的体罚手段,力图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彻底击溃犯罪分子,使其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从此自绝于人民。
  于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侣一样,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诡异地缠绕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虚的,是民间基础;忠君(法家)是实的,是最终目的。为了使父权转化为君权,历代统治者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毕竟,先圣们早就做过社会调查了: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这笔文化烂账,王闿运门清。他避实就虚道:“‘修身(士)、齐家(大夫)、治国(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确实在处处比照周礼的封建之制。周礼有何不好?一个天子,多个诸侯,看似等级分明,实则天下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远较后世郡县制民主。董子之后,一经三传(《春秋》和对其最经典的三部解释《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地位愈隆,周礼的贤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庙堂。皇帝每遇事不决,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圣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闳:“周礼好不好姑且不论。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坏,就更要审视一下这本传之后世奉为圭臬的《春秋》了。”
  王闿运:“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义,裁定正邪,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审视,有何必要立宪?《春秋》就是我华夏之宪法!”
  半晌未言的张裕钊突然发话:“这倒不假。汉景帝时,窦太后偏爱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欲立其为储君。袁盎明确反对,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对宋宣公的非难。”
  王闿运见有人帮腔,颇为得意:“宋宣公死前没有遵循周礼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后来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怀感念,把位子又还给了宣公的儿子,即宋殇公。殇公即位后,穆公之子子冯不服,起而争之。宋国之乱,自此延续五代不绝。《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认为‘宋之祸宣公为之’。而窦太后也被袁盎说动,打消了立梁王为储的念头。”

  日期:2011-08-02 17:06:10
  中国病人袁世凯 32
  薛福成迟疑道:“如果我没记错,‘宋之祸宣公为之’语出《公羊传》。而《左传》的立场则相反,认为宋宣公‘知人’。”
  王闿运的确是有意疏忽,不想竟被薛福成揭穿。而且,《公羊传》成书于汉,《左传》却与《春秋》写于同一时代,其作者左丘明和孔子私交甚笃。两相比较,专注于记事的《左传》和满篇借题发挥的《公羊传》,前者可信度更高。
  黎庶昌显然站在容闳这边:“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论。郑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却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爱憎褒贬,并不明显,以至于‘三传’便各主其说,后世更是歧说纷呈。”

  容闳接过话头:“想从《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义,何异于缘木求鱼?那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解读,同孔子本人并无多少联系,只是杜预版的孔子、郑玄版的孔子以及孔颖达版的孔子。《春秋》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时代在变,课题在变,经典也被赋予了种种新义。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义理甚至不惜曲解误读的真正动因,恐怕只是为了给不断翻新的权力体系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诚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了,下面的人挖出‘专断于外’的案例,惩处了好几千人;皇帝想打匈奴了,就有了‘《春秋》九世复仇’;想搞妥协?有‘温柔敦厚,《诗》教也’在那等着;想削弱权臣?‘《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刚好合适。看来《春秋》和三传真是无所不能啊!”
  王闿运不睬黎庶昌,对容闳道:“据我所知,在你容达萌的第二故乡美国,宪法也是不断翻新,修正案迭出啊!”
  容闳:“问题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宪法的基本精神‘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保护’之上,补充说明而非推翻宪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力,虽可能引发种种治安问题,但由于其符合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至今未见后续修正案将其否定。相比于《春秋》的语焉不详、任人发挥,美国宪法确凿稳固,在每一个公民心中神圣不可侵犯。”

  容闳还没戳到要害:宪法修正案必经国会表决,多数通过后方才生效。而国会又分参议院(精英色彩更浓)和众议院(平民色彩更浓),议员既有民主党又有共和党,制衡之下,避免了独断专行;而《春秋》在庙堂上讨论,何时守常经,何时尊权变,弹性空间大不说,最后的定论仍需服从权力。
  曾国藩饶有兴致道:“你说洋人为什么鼓捣出宪法这么个东西?”
  容闳:“因为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不尽相同之处,但终有一些核心的部分是人类所共通的。例如,没有人愿意被杀被抢,没有人愿意被无辜地抓进监狱,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隐含了生命权、平等权以及人身自由权。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在此基础上,自由人相约联盟,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于是有了政府;另一部分权利自己保留,成为国家机器所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而这种共识共循的社会契约,便是宪法。宪法和法律不是任人发挥、胡编乱造的,而应是对自然法的发现和阐述。”

  王闿运:“哼,说得倒好听!殊不知制度设计得再好,还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实践中不出纰漏,仍需正心诚意,回归孔孟之道。从古至今,为治理黄河设立了多少机构?出台了多少办法?然而治水官员谁拿防汛当自己家的事?甚至,他们会故意疏忽对河坝的保护,以使其垮得更快,从而领到更多的拨款。可见,欲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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