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邓鑫元在领取江城理工大学教职工宿舍钥匙的那天，特意去校门外的小卖部买了包红塔山。他蹲在香樟树下，笨拙地抽出一根点燃，辛辣的烟味呛得他眼眶发酸。透过缭绕的烟雾，他仿佛看见二十年前的大巴山，父亲邓宏国也是这样蹲在田埂上抽烟，烟锅里的火星在暮色里明明灭灭，映着母亲杨贵碧在灶台前忙碌的佝偻身影。

　　那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在老旧楼的六楼，没有电梯。邓鑫元攥着钥匙爬上楼梯时，掌心沁出的汗把塑料包装浸出了湿痕。推开门的瞬间，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切过水泥地面，在墙根投下窗棂的影子。十四平米的客厅摆着捡来的旧沙发，卧室里是学校配发的铁架床，可在邓鑫元眼里，这斑驳的白墙比老家土坯房的泥墙更像宫殿的穹顶。
　　他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听筒里传来母亲喂猪的吆喝声。“妈，我分房子了，来重庆住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传来父亲粗粝的嗓音：“秋收完再说。”
　　挂了电话，邓鑫元靠着门框滑坐在地。他想起高三那年冬天，父亲踩着积雪走了四十里山路，把一蛇皮袋土豆送到温泉中学。土豆冻得硬邦邦的，父亲解开棉袄把土豆揣在怀里焐，说给娃留着当夜宵。那天晚自习，邓鑫元啃着带着父亲体温的土豆，眼泪砸在课本上，洇湿了
　　九月底，邓宏国和杨贵碧终于出现在重庆北站。邓鑫元在出站口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母亲裹着深蓝色头巾，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装着给儿子带的核桃和花椒。杨贵碧看见儿子，把帆布包往地上一搁，上来就攥住他的胳膊，手背上暴起的青筋像老树根。“元娃，你瘦了。”
　　回家的地铁上，杨贵碧紧张地抓着扶手，不敢碰旁边的不锈钢立柱。“这铁家伙跑得比山里的野猪还快。”
　　到了家属楼，邓宏国望着六层楼梯直咂嘴。他年轻时在煤矿背过煤，落下的腰疼毛病遇着阴雨天就犯。邓鑫元要背他上去，被他一胳膊肘顶开：“我还没老到走不动路。”
　　进了屋，杨贵碧把帆布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在茶几上，核桃滚得满地都是。她摸着墙上的暖气片，又走到阳台看楼下的车水马龙，突然问：“鸡呢？咱带来的芦花鸡放哪儿？”
　　“妈，城里不让养鸡。”
　　“那咋行？”
　　四十八
　　第二天一早，邓鑫元被厨房的响动惊醒。他冲进厨房，看见杨贵碧正对着电饭煲发愁
　　邓鑫元舀了一勺，苦涩的味道瞬间布满口腔。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总在雨后背着竹篓上山采药，说是卖了钱给娃攒学费。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两口渐渐显露出不自在。杨贵碧总在阳台张望，说楼下的草坪空着怪可惜，不如种点白菜。邓宏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后来索性搬了个小马扎坐在楼道里，看清洁工扫地。有天邓鑫元下班回家，发现父亲正蹲在小区花坛里，把物业公司种的月季拔了，栽上从老家带来的辣椒苗。

　　“城里不是咱待的地方。”
　　杨贵碧眼圈红了：“昨儿去超市，那电梯嗖地一下就上来了，我差点摔着。”
　　邓鑫元沉默地扒着饭，米粒在嘴里嚼得发苦。他一直以为，让父母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尽孝，却忘了他们的根早已扎在大巴山的黄土地里。
　　“再住些日子吧。”
　　杨贵碧眼睛亮了亮：“听说朝天门能看见两条江？”
　　周末一大早，邓鑫元带着父母去了朝天门。深秋的江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杨贵碧赶紧把头巾系紧。邓宏国扶着观景台的栏杆，望着浑浊的江水浩浩荡荡向东流去，突然说：“比咱村口的小河宽多了。”
　　江面上驶过一艘游轮，汽笛声震得人耳朵发颤。杨贵碧吓得往儿子身后躲，却又忍不住探出头看。“这船比咱村的打谷场还大。”
　　邓鑫元接过鸡蛋，温热的触感从掌心蔓延到心底。他想起小时候跟着父母去镇上赶集，母亲总会在他兜里塞个煮鸡蛋，说娃正在长身体。那时候鸡蛋金贵，父母自己舍不得吃，总说不爱吃蛋黄。
　　下午去解放碑，杨贵碧看着玻璃幕墙里自己的倒影，赶紧把沾着泥土的布鞋往裤腿上蹭。穿高跟鞋的姑娘们从身边走过，留下阵阵香水味，她不自在地拽了拽头巾。邓宏国被大屏幕上播放的汽车广告吸引，指着一辆红色轿车问：“这铁家伙得值多少斤苞谷？”
　　在小吃街，邓鑫元买了重庆小面。杨贵碧尝了一口，辣得直吐舌头，却又舍不得放下筷子：“比家里的酸辣粉够味。”
　　路过一家金店，杨贵碧盯着橱窗里的金镯子看了很久。邓鑫元注意到，母亲手腕上常年戴着个银镯子，是外婆传下来的，接口处已经磨得发亮。“等发了工资，我给您买一个。”
　　最后一站是渣滓洞。讲解员说起江姐绣红旗的故事，杨贵碧掏出手帕擦眼睛。邓宏国站在囚室的铁窗前，久久没有说话。出来的时候，他突然对儿子说：“你姥爷当年也跟红军走了，再也没回来。”
　　四十九
　　回家的路上，杨贵碧累得靠在邓鑫元肩上睡着了，嘴角还带着笑意——大概还在回味白天在洪崖洞看的夜景，她总说“这楼叠得一层压一层，跟咱家后山摞着的石板似的，就是亮堂太多”。邓宏国望着窗外掠过的街灯，路灯的光晕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晃，沉默了半晌，忽然说：“明天我们回去。”

　　邓鑫元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他攥着公交车扶手的手紧了紧，指腹蹭过冰凉的金属杆——这是他每天往返学校的交通工具，早高峰时挤得连转身都难。他知道父母不属于这里，就像山里的松树，习惯了扎根在大巴山的石缝里，挪到城市的水泥森林里，就算有精心照料，也活不自在。
　　送站那天，邓鑫元特意给父母买了卧铺票。杨贵碧在候车室就开始抹眼泪，把一个布包往他手里塞，布面是用他高中时的旧校服改的，边角缝着细密的针脚。“山里冷得早，你从小就怕冷。”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手指摩挲着布包上起球的布料，“别总熬夜改教案，按时去食堂吃饭，别总啃方便面。”
　　邓宏国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中山装的第三颗纽扣终于掉了下来——这衣服是邓鑫元工作第一年买的，父亲总说“太浪费”，却只有走亲戚、来城里时才舍得穿。“好好教书，别惦记家里。”老人转身时，邓鑫元看见他后脑勺的头发全白了，像被栾宝山的雪染过似的，风一吹，几缕碎发飘起来，看得他眼睛发酸。
　　火车开动时，杨贵碧从车窗里探出头，挥着那块深蓝色头巾——是邓鑫元上大学时给她买的，边角磨出了毛边，她却总说“这颜色衬脸”。头巾在风里飘着，像一面小小的旗帜。邓鑫元跟着火车跑了几步，直到再也看不见那抹蓝色，才蹲在站台的柱子旁失声痛哭，肩膀抖得像被风吹动的玉米杆。
　　回到公寓时，邓鑫元掏出钥匙，指尖蹭过单元门把手上的不锈钢镀层，冰凉得像深秋嘉陵江的水。楼道里的声控灯“啪”地亮起，照亮墙面上“XX装饰”“疏通管道”的小广告，红的蓝的字歪歪扭扭，与老家院墙上“计划生育”“勤劳致富”的褪色标语遥遥相对——只是一个写满了城市的匆忙，一个刻着乡村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