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回村里，村里人都来道喜：“老邓家要出个吃公家饭的了！”邓父邓母走路都带着风，母亲每天都要把他的奖状拿出来擦一遍，父亲则把烟袋锅子擦得锃亮，见人就笑着递烟。邓鑫元也开始收拾行李，把那支二哥送的钢笔、陈博士写过字的笔记本都小心地放进书包，等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谭伟明的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早就寄到了，朱建军、王贵明他们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到了，唯独邓鑫元的通知书迟迟不见踪影。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去村委会问，回来时眼神一次比一次黯淡，嘴里却还安慰他：“可能路上耽搁了，师范学校的通知书要走邮局，慢些。”
　　“再等等，别急。”父亲也跟着劝，可他烟抽得比平时更凶了，夜里常常能听见他在院子里踱步的声音。
　　直到八月底，离开学只剩几天，邓鑫元实在忍不住，跑去区中学找班主任黎老师。黎老师见他来了，叹了口气，才说出真相：“体检时你因为感冒持续高烧，血常规、血压、嗅觉这些指标都不合格，师范学校的录取标准严，不符合就没法录。”

　　邓鑫元愣住了，他记起中考前确实感冒过，发了两天烧，可他以为扛过去就没事了，根本没在意体检的事。“那……那我还能读什么？”他声音发颤。
　　“按照当年的政策，‘中师、中专、重高’是唯一志愿，你没报其他的，现在只能去温泉中学了。”黎老师的声音里满是惋惜，“那是全县最差的高中，每年高考能上大学的没几个，前几年还连续‘白板’（零录取）……”
　　邓鑫元走出老师办公室时，阳光刺眼得让他睁不开眼。他没回学校，而是直接去了地里——父亲正在拔花生，地里的土被晒得滚烫。他默默拿起锄头，帮父亲挖花生，烈日当头，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刺得生疼。他直起腰，看着远处起伏的山峦，那些曾经让他觉得充满希望的山，此刻却像一道道屏障，把他困在原地。他第一次感到，命运竟然如此不公。
　　晚上吃饭时，邓鑫元把消息告诉了父母。饭桌上一片沉默，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突然，母亲放下碗，声音坚定得不像她平时的样子：“我去找找人，不能让你就这么去温泉中学。”
　　第二天天还没亮，鸡刚叫头遍，母亲就叫醒了邓鑫元。院子里，那只最肥的母鸡被绑住了脚，正不安地扑腾着；旁边放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整整五十个鸡蛋——这是家里半个月的收成，母亲平时连一个都舍不得吃，都攒着换钱。

　　“走吧，进城去。”母亲把鸡蛋篮递给他，自己抱起母鸡，“我打听了，你表姥爷家的远房老表在教育局人事科工作，咱们去求求他，说不定能有办法。”
　　他们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才到公路边。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坐上通往县城的班车。班车又旧又挤，满是汗味和汽油味，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县城。教育局在一栋三层小楼里，灰扑扑的墙面，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
　　爬上二楼时，邓鑫元的腿直打颤。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害怕——他长这么大，从未求过人，更别说带着鸡和鸡蛋上门了。母亲整理了一下衣襟，又帮他捋了捋皱巴巴的校服领口，深吸一口气，才轻轻敲了敲人事科的门。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不耐烦。

　　门开了，一个穿着白衬衫、梳着油亮分头的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他看了看母亲怀里的母鸡，又看了看邓鑫元手里的鸡蛋篮，眉头立刻皱了起来，眼神里满是嫌弃。
　　“你是……？”男人抱着胳膊，语气冷淡。
　　母亲赶紧把母鸡往身后藏了藏，脸上堆着笑，报出自己的名字，又提到了娘家村子和几个老人的名字，试图唤起对方的记忆：“我是您表姥爷家的，您小时候还去过我们村呢，您不记得了？”
　　男人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不耐烦，摆了摆手：“不认识，你们找错人了。”说着就要关门。
　　母亲急忙用脚抵住门，声音带着恳求：“表叔，您别关门！我儿子考上了师范，就是因为体检时感冒发烧，指标不合格，您能不能通融通融，帮我们想想办法？”
　　“这种事找我没用！”男人猛地打断她，声音提高了几分，“政策就是政策，谁也不能违反！赶紧走，别影响我工作！”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震得墙壁都微微发颤。邓鑫元站在原地，看见母亲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嘴唇颤抖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怀里的母鸡似乎感受到了气氛，不安地扑腾了几下，鸡毛掉了一地。
　　下楼的脚步比上楼时沉重百倍，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走出教育局大门，母亲突然蹲在路边，双手捂着脸，无声地哭了起来——她没敢大声哭，怕被人看见，肩膀却剧烈地颤抖着，像风中的树叶。
　　邓鑫元站在旁边，手里提着那篮鸡蛋，鸡蛋还带着温度，可他的心却凉得像冰。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无力，明明自己考得很好，却因为一场感冒，因为没人帮忙，就要被命运推向最差的路。
　　他蹲下身，轻轻拍了拍母亲的背，声音沙哑：“妈，我们回家吧。温泉中学就温泉中学，我好好学，一样能考上大学。”
　　母亲抬起头，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泪水还挂在脸上，却点了点头。邓鑫元接过母亲怀里的母鸡，提着鸡蛋篮，牵着母亲的手，慢慢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阳光依旧刺眼，可他知道，无论前路多难，他都不能放弃——为了自己，也为了母亲这一路的奔波和期望。
　　鑫元在绝望中回到家，半月没有出门半步。八月二十日傍晚，太阳西斜，邮递员老李的自行车出现在村头。
　　“鑫元，你的信件！”
　　鑫元机械地拆开信封，一张薄薄的纸片上印着＂温泉中学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下面用钢笔填着他的名字和开学日期：1989年9月1日。学费69元。

　　信封上＂温泉中学＂四个字像四把刀，齐齐扎进邓鑫元心里。那是全县最差的高中，升学率年年垫底，连个正经操场都没有。
　　回到家，父亲正蹲在门槛上补箩筐。看见儿子手里的信封，他布满老茧的手抖了一下，篾条划出一道血口。
　　＂爸...＂邓鑫元的声音哽住了。
　　父亲接过信封，用沾血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拆开，仿佛那是什么易碎的珍宝。半晌，他抬起头，眼里有邓鑫元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温泉中学...也好，好歹是个高中。＂
　　＂可是学费...＂母亲忧心忡忡地凑过来，＂六十九块呢。＂

　　屋里陷入沉默。邓鑫元知道，为了供他读书，家里已经卖了猪、卖了羊，连过年留的腊肉都贱卖了。堂哥四哥和六哥小学没毕业就去宜昌纸厂打工，每个月往家寄二十块钱，那是全家最重要的收入。
　　“我去借。”父亲突然站起来，拍了拍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总有人能借的。＂
　　接下来的三天，邓鑫元看着父亲早出晚归，看着他脸上的希望一点点熄灭。村里人都摇头，信用社要抵押，连一向和善的堂叔都关上了门——他家儿子也要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