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向秀莲看你呢！”
　　排练在食堂后面的空屋里进行。每天晚自习后，邓鑫元总能听见那里传来歌声和脚步声。有次他去锅炉房打水，撞见向秀莲正教两个男生走位，碎花衬衫在昏黄的灯泡下像朵盛开的向日葵。看见他路过，她突然提高了嗓门：“这段要挺胸抬头，像个男子汉！”
　　邓鑫元拎着铁皮水桶快步走开，水晃出来溅在裤腿上，冰凉刺骨。他想起家里的水缸，冬天总是结着层薄冰，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去河沟挑水，扁担压得肩膀红肿。上周来信说，父亲又病了，家里的鸡蛋全拿去换了药。
　　“还差个人啊。”向秀莲的声音追出来，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委屈。邓鑫元没回头，锅炉房的蒸汽糊了满脸，热辣辣的。

　　十二月初的寒流来得猝不及防。邓鑫元把大哥留下的棉袄翻出来，棉花从肘部的破洞钻出来，像团白絮。他缩在教室角落做题，笔尖冻得发僵，墨汁都凝住了。
　　向秀莲抱着件军大衣走进来，径直放在他桌上：“我爸的，你先穿。”
　　“不要。”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冻病了咋整？”
　　“说了不演！”
　　那天下午，邓鑫元躲在操场角落吹笛子。《阿拉木汗》的调子不知怎么就溜了出来，竹笛声在寒风里打着颤。他突然看见向秀莲站在黄葛树下，背着光，看不清表情。他赶紧收了声，笛子往裤兜里塞时，竹节磕在膝盖上，生疼。
　　“你吹得真好。”
　　邓鑫元往旁边挪了挪，拉开距离：“有事？”
　　“明天就要报最终名单了。”
　　风卷起地上的枯叶，打着旋儿飞过。邓鑫元盯着自己磨出毛边的裤脚，突然想起二哥师范毕业照，白衬衫黑裤子，皮鞋擦得锃亮。他喉结动了动，却只说出：“我要考师范。”

　　“考师范也能演节目啊。”
　　邓鑫元猛地站起来，蓝布褂子的下摆扫起一阵尘土：“我要回去做题。”
　　十三
　　第二天一早，学校的黑板报换了新内容。“元旦汇演节目确定”

　　排练室的灯亮到很晚。邓鑫元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歌声，翻来覆去睡不着。赵勇打着哈欠回来，脱鞋时一股脚臭味散开：“累死了，向秀莲盯得真紧，说男主角动作要有力，像……
　　邓鑫元蒙上头，被子里全是汗味和霉味。
　　平安夜那天，下了场小雪。邓鑫元的棉袄终于彻底破了，棉花从后背涌出来，像只脱毛的鸟。他缩在教室啃干玉米饼，饼太硬，硌得牙床生疼。
　　向秀莲端着碗热汤面走进来，葱花飘在油花上：“我妈送来的，分你一半。”
　　他摇摇头，饼渣掉在课本上，沾了片油渍。
　　“赵勇的动作还是不对。”

　　邓鑫元埋头啃饼，饼屑掉进脖子里，刺得皮肤发痒。
　　“其实我知道你为啥不演。”
　　玉米饼卡在喉咙里，邓鑫元咳得满脸通红。向秀莲递过来水壶，他接过来时，看见她手腕上的红印更深了，像条细红绳。
　　“我爸说，县师范的音乐老师是他同学。”
　　邓鑫元喝水的动作顿了顿，热水烫得舌尖发麻。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操场盖得白茫茫一片，像谁铺了层棉花。
　　元旦前一天，彩排开始了。邓鑫元路过礼堂时，听见里面传来欢快的旋律。他忍不住停下脚步，从门缝往里看。向秀莲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舞台中央，灯光洒在她身上，像落了层金粉。赵勇站在她旁边，动作僵硬得像个木偶。

　　突然有人拍他肩膀，是向主任。“小邓，进来看看？”
　　邓鑫元赶紧往后退：“不了，我要去做题。”
　　“这孩子。”
　　邓鑫元的心猛地一沉，像被什么东西砸中了。他快步离开礼堂，走廊里的回声把《阿拉木汗》的调子撕成碎片。

　　跨年夜的钟声敲响时，邓鑫元还在教室做题。窗外传来烟花的爆裂声，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他的算题本上投下斑斓的影子。他摸出笛子，凑到嘴边，却吹不出声。
　　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向秀莲站在门口，辫子上别着朵绢花，是演出服上的。“赵勇发烧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明天……
　　“我没有白衬衫。”
　　“我带来了。”
　　衬衫落在桌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邓鑫元盯着那片雪白，突然想起大巴山的春天，漫山遍野的野蔷薇开得像火。他喉结动了动，却只说出：“我要考师范。”
　　向秀莲的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衬衫上，洇出小小的湿痕。“我知道。”
　　邓鑫元捡起那朵绢花，塑料花瓣硬邦邦的，却带着股淡淡的香味。他把花夹进二哥的信里，看着
　　元旦汇演那天，邓鑫元没去礼堂。他坐在操场角落的黄葛树下，抱着笛子，吹起了《阿拉木汗》。竹笛声在寒风里打着旋，像只找不到家的鸟儿。
　　礼堂方向传来阵阵掌声，还有《阿拉木汗》欢快的旋律。邓鑫元低头看着自己的蓝布褂子，补丁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他想起向秀莲的白衬衫，想起二哥的师范校服，想起大巴山的红泥，突然觉得鼻子一酸，眼泪掉进笛孔里，堵住了声音。

　　风穿过黄葛树的枝桠，呜呜地响，像谁在哭。邓鑫元把笛子放进怀里，紧紧按住，仿佛这样就能按住那些不听话的情绪。远处的掌声还在继续，他站起身，拍了拍沾着尘土的裤腿，朝着教室走去。蓝布褂子在风里鼓荡着，像面倔强的旗子，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教室里空荡荡的，他的算题本摊在桌上，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邓鑫元坐下，笔尖落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他的蓝布褂子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像个小小的舞台。
　　1989年的夏天，大巴山像被扔进了火炉，正坝区中学的教室更是闷热得像蒸笼。屋顶的瓦片被晒得发烫，连窗外的梧桐叶都蔫蔫地耷拉着，邓鑫元握着笔的手不停冒汗，在草稿纸上晕开一片片墨痕。他报考了县师范学校——这是他早就定好的目标，他太想尽快走出从正坝区通往县城的“鼎罐坡”，那条坡又陡又长，雨天满是泥泞，走一次要磨破半双布鞋；他更想早点吃上商品粮，让父母不用再靠天吃饭，不用再为他的学费卖鸡蛋、织草鞋。

　　同桌谭伟明的志愿则是县重点高中，他的目标更远：“先考重点，再考大学，走出开县通往外界的‘大垭口’，去北京、去上海！”两人的书桌紧挨着，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可那份为未来拼搏的劲，却同样足。
　　中考那天，邓鑫元发挥得异常出色。尤其是数学，卷子上的题目他几乎都练过，只用了一半时间就答完了所有题，还反复检查了三遍。走出考场时，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他却信心满满，甚至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穿着师范校服、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样子——那时他就能领工资，就能把母亲接到镇上住，让她不用再在田里操劳。
　　成绩公布那天，邓鑫元跟着父亲去了区中学的公告栏。公告栏前挤满了人，他踮着脚往里看，一眼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全县前五十名！谭伟明比他少三分，排在第五十二名。师范学校的录取线是全县前二百名，他几乎可以确定自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