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前一天晚上，邓鑫元突然发起高烧，额头烫得吓人。母亲用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心疼得直掉眼泪：“今晚别去学校了，在家好好歇着，考试不差这一晚。”
　　“不行。”邓鑫元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声音虚弱却坚定，“明天就考试了，我还有几道题没弄懂。”母亲拗不过他，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煮鸡蛋塞进他口袋，又把自己的棉袄披在他身上：“路上吃，补补身子，别冻着。”
　　那晚的走廊比往常更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邓鑫元裹着母亲的棉袄，还是觉得冷，牙齿不停地打颤，手里的笔都握不稳。谭伟明来的时候，看见他脸色苍白，嘴唇发紫，连忙走过去，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的温度让谭伟明皱起了眉：“你发烧了！还来干什么？”
　　“没事，”邓鑫元摇摇头，把脸埋进课本，“再看一会儿就回去。”
　　谭伟明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转身就走。邓鑫元心里有点失落，以为他回家了，没想到二十分钟后，谭伟明端着一个搪瓷缸子跑了回来，缸子外面裹着布，防止烫手。
　　“喝了吧，姜汤。”谭伟明把缸子递给他，语气有点不自然，“我家离学校近，回去让我妈煮的，驱寒。”

　　邓鑫元愣住了，搪瓷缸里的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小心地接过缸子，喝了一口——辛辣的姜味顺着喉咙滑下去，带着淡淡的甜味，身子瞬间暖和了不少，连额头的滚烫都好像减轻了些。
　　“谢谢。”邓鑫元轻声说，声音里带着点哽咽。
　　谭伟明摆摆手，假装看课本，耳根却有点红：“别多想，我只是不想赢一个病号，那样胜之不武。”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那天，邓鑫元以0.5分的优势，再次拿到了第一名。领成绩单时，谭伟明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没有不服气，反而带着点笑意：“行啊，病了还能考第一。下次我一定会赢回来，你等着。”
　　邓鑫元笑了，把成绩单攥在手里，心里暖暖的：“好，我等着。”
　　从那以后，邓鑫元和谭伟明的竞争还在继续，每次考试，两人依旧你追我赶，分数咬得紧紧的。但没人再觉得他们是针锋相对的对手，反而常常看到他们一起在走廊做题，一起讨论难题，一起分享从家里带来的干粮。邓鑫元知道，谭伟明的商品粮身份，曾让他羡慕；但谭伟明的努力，更让他明白——不管起点在哪里，只有拼尽全力，才能不辜负自己，不辜负那些期待的目光。而这份带着较劲的友谊，也成了他初二时光里，最温暖的光。

　　初二的那个春天，大巴山的晨雾裹着料峭寒意，钻进正坝区中学宿舍的木窗缝时，邓鑫元是被胸口一阵尖锐的疼惊醒的。像是有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心脏，每一次收缩都带着撕裂般的痛，连呼吸都变得磕磕绊绊，得张大嘴喘着粗气才能缓解。
　　他蜷在铺着稻草的木板床上，后背抵着冰冷的土墙，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鸡鸣——天刚蒙蒙亮，远处石灰窑的火光还没熄灭，透着雾色像颗微弱的星。额头上渗出的细密冷汗，顺着鬓角滑进衣领，冰凉的触感让他打了个寒颤。他想抬手擦汗，却发现胳膊沉得像灌了铅，稍一用力，胸口的疼又加剧了。
　　“邓鑫元，快起！早读要迟到了！”隔壁铺的同学喊他，脚步声在宿舍里哒哒响。邓鑫元咬着牙，扶着门框慢慢直起身，校服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风一吹就晃悠，露出细瘦的手腕，手腕上还留着之前修围墙时蹭的疤痕。

　　走进教室时，琅琅书声已经隔着土墙飘了进来。同桌朱建军见他脸色苍白得像张纸，嘴唇也没了血色，连忙要去告诉老师，却被邓鑫元一把拉住：“没事，就是没睡好，忍忍就过去了。”他把胳膊肘撑在堆满试卷的课桌上，想借着书本的支撑挺直腰杆，可目光却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亮泽，眼前的铅字像在打转，连最熟悉的英语单词都变得陌生。
　　那三天，邓鑫元像株被霜打过的禾苗，明明蔫得厉害，却硬撑着不肯倒下。数学课上，他听着老师在黑板上推导几何公式，粉笔划过黑板的“吱呀”声像根细针，刺得太阳穴突突直跳；语文课背课文，刚念完前一句，后一句就忘了，只能攥着课本的边角，指甲把纸都掐出了印子。直到周三午后，教室门口突然出现个穿洗得发白军装的身影，是堂哥邓铭——他探家路过学校，特意来看看他。
　　邓鑫元刚站起身，眼前就是一黑，顺着墙根滑坐在地。“你这娃咋搞的？”邓铭连忙把他扶起来，粗糙的指腹上还留着枪茧，摸他额头时吓了一跳，“咋这么虚？”他没多问，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塞进邓鑫元手里：“我探假期短，这就归队了，你拿着买点吃的补补。”
　　邓鑫元捏着那张还带着堂哥体温的钞票，望着他军绿色的背影消失在操场尽头，突然想起今早刷牙时咳出的那口带着血丝的痰——当时他没敢声张，悄悄用卫生纸包了扔了，现在胸口的疼越来越频繁，他才慌了神。

　　出校门时，夕阳正把鬼脑阔山包的影子拉得老长。平日里十分钟就能翻过的土坡，这天却像座永远走不完的天梯。邓鑫元扶着路边的野桃树，树皮上的纹路硌得手心发疼，每走三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震得耳膜嗡嗡作响。山风卷着纸钱灰掠过他的脸颊，带着股萧瑟的味道，他忽然想起村里老人说的——这山包得名，是因为以前常有孩童在此夭折，想到这儿，他的腿肚子都开始发颤。

　　区卫生院的白墙在暮色里泛着冷光，推开玻璃门时，药味混着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穿白大褂的医生听完他“胸口疼、咳嗽带血”的描述，没多问，往他胳膊上扎了针，玻璃管里的血慢慢沉淀成暗红，像凝固的酱油。
　　“急性心肌炎。”医生推了推滑落的眼镜，在处方单上写着字，“得吃五付中药调理，一共十五块。”
　　邓鑫元的手指猛地收紧，十元钱在掌心攥出了汗，纸边都被揉烂了。他望着药柜上贴着的“当归”“黄芪”标签，喉结动了动，声音带着点发颤：“医生，我……我只有十块钱。”穿白大褂的医生沉默了片刻，盯着处方单看了会儿，用红笔划掉了一味药：“拿去吧，少一味也能凑活，下次记得带够钱。”
　　装中药的牛皮纸包沉甸甸的，里面的药渣硌得他手腕发酸。走进校园时，晚自习的灯已经亮了，教室里映出攒动人影，还能听见老师讲课的声音。他站在操场边的老槐树下，望着那片温暖的光，突然就蹲在地上哭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怕自己考不上学，怕辜负父母的期望，怕这十块钱的药治不好病。泪水砸在牛皮纸包上，洇出深色的圆点，混着苦涩的药香漫开来。
　　“哭啥？大男子汉的。”熟悉的声音自身后传来。邓鑫元抬头，看见张主任正握着那把磨得发亮的大扫把，灰色中山装的肩头落着些微尘土，是刚扫完操场。教导主任的身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像株沉默的老松，沉稳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