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鑫元摇摇头，手里的针线没停：“不用，我缝缝还能用。”他知道朱建军家条件好，父亲在煤厂当会计，每月都有工资，可母亲从小就教他：“手要干净，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随便要，拿了人家的，就得记着还，欠了人情，难还。”朱建军还想劝，见邓鑫元态度坚决，只好作罢，转身帮他捡了几块平整的石头，“那我帮你多捡点，你少跑两趟。”
　　开春后，围墙渐渐有了雏形。两米高的砖墙沿着渠边铺开，砌墙的水泥还没干，泛着青灰色的光。学生们站在墙根下，比着谁的影子长，笑声震得头顶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邓鑫元却高兴不起来——他的第四个背篼又烂了，这次连缝补的地方都没有；家里带来的锄头磨秃了刃，挖石头时总打滑；母亲寄来的粮票也快见底了，每天只能省着吃，早饭一个红薯，午饭二两米饭就咸菜，晚饭干脆只喝碗稀粥。

　　最累的是填地基。要从河对岸把湿润的泥土挑过来，踩着两块木板搭的桥——木板又窄又晃，下面就是浑浊的渠水，稍不注意就会连人带筐掉进水里。邓鑫元每次只挑半筐土，可架不住次数多，一天要跑几十趟。肩膀上的皮肉磨破了，结了痂又被扁担磨破，最后成了层厚厚的茧子，摸上去硬邦邦的，再也不觉得疼了。

　　“邓鑫元，这边来！”一天下午，邓鑫元刚挑着土走到桥头，就听见张主任在河对岸喊他。张主任正帮一个女生扶着背篼，女生的脸涨得通红，背篼歪在肩上，显然是没力气了。“张老师，我来吧。”邓鑫元放下自己的担子，跑过去接过女生的扁担，刚直起身，就觉得一阵头晕，眼前发黑——早上只吃了一个红薯，挑了一上午土，现在实在撑不住了。
　　“先歇会儿，别硬撑。”张主任一把扶住他，把他拉到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军绿色的水壶，拧开盖子递给他，“喝点水，我带了玉米饼，分你一半。”
　　水壶里的水带着淡淡的甜味，是加了糖精的。邓鑫元喝了两口，心里暖和了些。张主任从布包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玉米饼，掰了一大半递给她，饼还是热的，散发着麦香。邓鑫元咬了一口，突然看见张主任的手指——关节肿大，布满了裂口，有的裂口里还嵌着水泥渣，那是常年握粉笔、干农活留下的印记。他想起同学说的，张主任家里有五个女儿，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可他还经常把自己的粮票分给困难学生，把家里带来的干粮给没吃饭的孩子。

　　“慢点吃，别噎着。”张主任拍了拍他的背，自己咬了口剩下的小半块饼，“你这孩子，太实诚，累了就说，别硬扛。”邓鑫元点点头，嘴里的玉米饼突然变得格外香，比家里的红薯、玉米饼都要香。
　　那天下午收工时，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邓鑫元背着空背篼往宿舍走，路过校门口时，看见张主任挑着两个大箩筐往校外走——筐里装着的是红薯，还带着泥土的湿气，应该是周末从家里带来的。张主任的腰有点弯，扁担在肩上微微颤动，每走一步，都显得格外吃力，可他的脚步却很稳。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座移动的山，沉稳又坚定。
　　邓鑫元站在原地，望着张主任的背影，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他摸了摸肩膀上的茧子，又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半块玉米饼，突然觉得，修围墙的苦、饿肚子的难，都不算什么了。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同学，再难的日子，也能扛过去。他攥紧拳头，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明天还要继续修围墙，还要继续读书，只要坚持下去，总能看见希望。
　　初二开学的铃声在正坝区中学的石灰窑旁响起时，邓鑫元还攥着刚补好的背篼带子——修围墙的活儿刚收尾，他的手背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水泥灰。班主任黎老师抱着班干部名单走进教室，黑板上的“初二（3）班班干部选举结果”几个粉笔字还冒着白灰，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班长，邓鑫元。”黎老师的声音落下，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邓鑫元猛地站起身，校服的衣角扫过桌肚，带起几片上次考试落下的碎纸屑。他朝着全班同学鞠了一躬，余光却瞥见第三排的一个男生——双手插在裤兜里，脊背挺得笔直，不仅没鼓掌，还冷冷地盯着他，眼神里带着股不服气的劲儿。
　　“那是谭伟明。”同桌朱建军凑过来小声说，“入学考试的第二名，就比你低两分。他家是区粮站的，爸妈都是吃‘一角三分八’商品粮的公职人员，厉害着呢！”
　　邓鑫元心里“咯噔”一下——“一角三分八”是当时商品粮的供应标准，能吃上商品粮，意味着不用靠天吃饭，每月有固定的粮食配额，是大巴山深处所有农村娃的梦想。他想起母亲每次去粮站换粮票时，望着粮站工作人员的羡慕眼神，想起父亲说的“好好读书，将来也让咱家吃上商品粮”。而对农村娃来说，最快的捷径就是初中毕业考上中师或中专，毕业就能分配工作、拿商品粮；其次是当兵转业进企事业单位，可那要看运气。谭伟明一出生就站在了他梦寐以求的终点线上。

　　“学习委员，谭伟明。”黎老师念出下一个名字时，谭伟明起身的动作干脆利落，坐下时还特意朝邓鑫元的方向瞥了一眼。两人的竞争，从这一刻就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此后每次考试前，教室里总会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同学们都在猜，这次的第一名是邓鑫元还是谭伟明。两人的成绩像绑在一起的蚂蚱，永远咬得死死的：上次邓鑫元语文多考两分，总分领先；下次谭伟明数学拿了满分，反超一分。黑板上的排名表前，两人总会不约而同地驻足，眼神碰在一起时，没有说话，却都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初二的冬天来得又早又冷，教室里没有暖气，窗户玻璃破了好几块，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就“哗啦啦”响。学生们的手冻得通红，写作业时笔都握不稳，字迹歪歪扭扭。邓鑫元买不起棉鞋，还穿着母亲做的单布鞋，鞋底早就磨薄了，冷风顺着鞋缝往里灌，脚上很快生满了冻疮，红肿的脚趾碰一下就钻心地疼，走路时只能一瘸一拐。可他每天放学后还是会留在教室，借着走廊昏暗的路灯继续做题——路灯是15瓦的，光线昏黄，照在课本上只能看清半页字，他却舍不得走，总想多学一会儿。

　　那天晚上，邓鑫元正趴在走廊的石阶上解一道几何题，草稿纸上画满了辅助线，突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他抬头一看，谭伟明手里拿着练习本，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
　　“你也来学习？”邓鑫元有些惊讶——谭伟明家境好，没必要这么拼。
　　谭伟明撇撇嘴，把练习本往石阶上一放：“你能学，我就不能？我爸妈说了，就算是商品粮，不学好也没出息。”
　　两人没再说话，只有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伴着远处石灰窑偶尔传来的“噼啪”声。从那天起，走廊的路灯下，常常能看见两个埋头苦读的身影。有时候邓鑫元从家里带来烤红薯，会掰一半递给谭伟明，红薯还冒着热气，烫得两人手指直搓；有时候谭伟明会从家里带一包炒花生，分一把给邓鑫元，花生壳脆，嚼起来满是香味。他们是最较劲的对手，却也是最懂彼此努力的人——都知道那道几何题有多难，都明白多背一个单词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