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一个剃着平头的男生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大得让他踉跄了半步。男生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指着水渠对岸的瓦房：“初一（3）班在那边，快去吧，要早读了。”
　　邓鑫元道了谢，提着箱子往教室走。教室的木门吱呀作响，推开时扬起一阵灰尘。三十多张木板搭成的课桌上，糊着的旧报纸早已泛黄翘起，有的桌腿缺了角，用石头垫着才勉强平稳。他选了最后排靠窗的位置，刚把布包塞进桌肚，就看见窗外飘来一团灰雾——烧石灰的窑子正在出窑，白蒙蒙的烟尘顺着风卷进教室，落在翻开的课本上，像撒了层薄薄的面粉。他咳嗽着擦了擦课本，心里却没觉得苦——能坐在区中学的教室里，已经比他想象中好太多。

　　开学第一周，邓鑫元就摸清了学校的“生存法则”。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借着石灰窑的火光跑到水渠边淘米，动作慢了就只能用沉淀着煤渣的浑水；蒸饭的铝缸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不然会被高年级学生换走——有同学的铝缸被换过，最后只能吃冷饭；下午放学要赶在天黑前过河，否则就得摸黑绕三公里山路，山路上有野兽出没，没人敢冒险。

　　最让他犯怵的是那条水渠。近两米深的渠水，上游连着双岔河煤厂，一开工，渠水就变成墨黑色，水面漂浮着煤屑，还泛着淡淡的硫磺味。可学生们没得选——女生蹲在石阶上洗衣服，肥皂泡裹着煤屑漂向蒸饭房；男生们赤膊跳进渠里洗澡，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旁边洗菜的箩筐；甚至有人直接用搪瓷缸舀水喝，喉结滚动时，嘴角还沾着细小的煤渣。
　　“喝惯了就不觉得碜了。”同桌朱建军递给他半块烤红薯，红薯皮烤得焦黑，却散发着甜香，“我哥在煤厂上班，说这水里有硫磺，喝了不得生疮。”
　　邓鑫元咬了口红薯，甜味刚在舌尖散开，就看见水渠下游漂来个铝盆，里面泡着的白菜叶子打着旋儿，沾了一层煤灰。他突然想起母亲的话：“山里的水养人，再脏烧开了都能喝。”可在这里，水从来没人烧开过，大家都捧着搪瓷缸直接喝，仿佛那层煤渣只是无关紧要的装饰。他攥紧手里的红薯，心里发酸——原来山外的读书路，比他想象中更苦。
　　九月的雨下了整整半个月，淅淅沥沥的雨把山路泡得泥泞不堪，渠水也涨得快要漫过岸堤。那天早上，邓鑫元刚走到河边，就看见十几个学生挤在一艘破旧的小舟上，渔民老张用竹篙撑着船，船身左右摇晃，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孩子们的书包。他下意识地往三煤厂的方向绕——父亲送他来时特意叮嘱过“不要坐船过河，水急船不稳”。
　　泥泞的山路让布鞋沾满了黄泥，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劲。走到桥头时，他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惊呼——小舟在河中央打了个转，半个船身沉进了水里，几个学生的书包漂在水面上，老张慌得用竹篙去捞，却怎么也够不着。
　　“又是这样。”路过的初三学长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无奈，“去年淹死的那个初一学生，就是坐这船翻了落水的，捞上来时手里还攥着课本。”

　　邓鑫元望着浑浊的河面，心里一阵发紧。从那天起，无论晴雨，他再也没靠近过那艘摇摇晃晃的渔船。晴天就踩着石板过河，雨天就绕远路走三公里山路，哪怕迟到，也不敢拿性命冒险——他知道，自己的命不只是自己的，更是父母的指望。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第一场雪落下时，气温骤降到零下，邓鑫元没带厚衣服，耳朵很快就冻出了冻疮，红肿的耳廓像两片熟透的樱桃，碰一下就钻心地疼。下课铃一响，学生们像潮水般涌向河边的石灰窑——窑门口堆着烧透的青石块，散发着灼人的热气，成了大家唯一的“取暖点”。
　　邓鑫元挤在人群里，把冻得发僵的手凑近窑口，热气裹着石灰的呛味扑在脸上，冻疮遇热奇痒无比，他忍不住抓了两下，皮肤立刻裂开了小口，渗出血珠来。他疼得倒抽一口冷气，却舍不得离开——只有在这里，才能稍微缓解刺骨的寒冷。
　　“涂这个，能好得快些。”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邓鑫元回头一看，是同班的周秀莲。她递来一个小小的瓷瓶，瓶身有些裂纹，里面装着黄色的药膏，“我妈用猪油和当归熬的，治冻疮特别管用，我每年都涂这个。”
　　邓鑫元认得她——周秀莲总在蒸饭房帮低年级学生找回被换错的铝缸，还会把自己的咸菜分给没带菜的同学。他接过瓷瓶时，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两人都像触电般缩回了手，他的耳根瞬间烧了起来，比窑火还烫。
　　“谢谢你。”他小声说，低头拧开瓷瓶，一股熟悉的猪油香飘了出来——像母亲冬天在灶膛边熬猪油时，灶门口飘散的那股香气，温暖又安心。他用指尖挑了一点药膏，轻轻涂在冻疮上，温热的触感顺着皮肤蔓延开来，疼痒感渐渐消散。

　　邓鑫元望着窑顶飘出的白烟，心里突然不觉得苦了。虽然这里的日子艰难，没有家里的温暖，没有母亲煮的鸡蛋，可他有同学的帮助，有陌生人的善意，更有自己的梦想。他把瓷瓶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不辜负这一路的辛苦，将来要走出大山，把母亲接到山外，让她也过上好日子。
　　雪还在下，落在石灰窑的青石块上，很快就化了。邓鑫元攥紧冻得发红的手，朝着教室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他的课本，有他的笔，有他的未来。
　　1986年深秋的风，裹着石灰窑的粉尘，在正坝区中学的校园里打旋。期中考试结束的铃声刚落，邓鑫元还没把铅笔盒塞进书包，就被一股浓郁的香味勾住了脚步——是烧白，那种五花肉经酱油焖煮后，混着梅干菜的油香，能飘满半个校园。
　　他攥着帆布书包的带子，顺着香味往食堂挪。食堂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蒸笼里冒出的白汽裹着热气，把玻璃糊得模糊一片。邓鑫元踮起脚，勉强能看见玻璃后，瓷碗里的烧白颤巍巍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浸在酱色汤汁里，油光顺着碗边往下滴。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面藏着一张皱巴巴的五角钱纸币，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卷，边角还沾着点泥土——这是上周回家时，母亲卖了近十个鸡蛋换来的。临走前母亲把钱塞进他手心，指尖的老茧蹭得他掌心生疼：“别总啃红薯，偶尔买份热菜，别冻着肚子。”可他知道，家里的鸡一个月才下二十多个蛋，十个鸡蛋够妹妹买两本作业本，够父亲买一包最便宜的烟，这五角钱，是家里好几天的零碎开支。

　　“邓鑫元，打份烧白不？”朱建军端着饭盒从食堂挤出来，饭盒盖没盖严，油香顺着缝隙往外飘。邓鑫元看见，他的饭盒里躺着三块烧白，上面撒着翠绿的葱花，油汁把米饭浸得发亮。朱建军咬了一大口，满足地咂咂嘴：“我爸这个月给了五块钱，够我吃二十次烧白！下次我请你。”
　　邓鑫元连忙摇摇头，把目光从饭盒上移开——他怕再看一眼，就忍不住把那五角钱花出去。烧白两毛五一份，买一份就剩两毛五，够买五份素炒白菜，能撑五天的菜钱；可要是买了，接下来几天就得靠咸菜配饭，他舍不得。他转身走向水渠边的石阶，书包里的铝缸撞出轻微的声响。铝缸里装着早上从家里带来的红薯，放了大半天，早已凉透，表皮皱巴巴的，像老太太干枯的手。他坐在石阶上，打开铝缸，拿出一个红薯，刚咬下去就“咯吱”一声，硬得像啃石块，渣子卡在牙缝里，剌得牙龈发疼。远处食堂传来碗筷碰撞的脆响，夹杂着同学们的笑声，烧白的香味顺着风飘过来，勾得他胃里一阵翻腾，空落落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在安静的水渠边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