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邓鑫元正在地里帮父亲割麦子，就看见陈老师举着一张纸，往地里跑，嗓子都喊哑了：“鑫元！考上了！你考上区中学了！”
　　邓鑫元手里的镰刀“哐当”一声掉在地里，他拔腿就往陈老师那边跑，鞋上的泥土甩了一路。他接过那张纸，手指都在抖——“正坝区中学录取通知书”几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下面盖着学校鲜红的公章，烫得他眼睛发疼。
　　“全公社就录取三个，你是其中之一！”陈老师拍着他的肩膀，黝黑的脸上，皱纹里都夹着笑意，“快回家告诉你娘！让她也高兴高兴！”
　　邓鑫元这才如梦初醒，攥着通知书，撒腿就往家跑。布鞋踩在土路上，扬起一阵细尘，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几个乘凉的老人喊他：“鑫元，跑这么快干啥？”他也没停下，只含糊地喊了句“我考上了”，声音里带着哭腔。
　　转过两个土坡，家里那间低矮的瓦房终于映入眼帘，烟囱里飘出缕缕炊烟——娘肯定在做晚饭。“娘！娘！”他冲进院子，差点被门槛绊倒，手里的通知书被风吹得哗啦响。
　　杨贵碧从厨房里出来，手上还沾着玉米面，围裙上蹭了不少面粉：“慌慌张张的，出啥事了？”

　　“我考上了！娘，我考上区里的中学了！”邓鑫元把通知书举到母亲面前，声音发颤，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杨贵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张纸。她不识字，可那鲜红的公章、儿子发红的眼眶，还有纸上“录取通知书”几个能认出的字，让她一下子明白了。她把通知书贴在胸口，突然一把将邓鑫元搂进怀里，手不停地拍着他的背，声音哽咽了：“我儿有出息……真是有出息……没白疼你……”邓鑫元能感觉到，母亲的眼泪落在他的肩膀上，烫得厉害。
　　晚饭时，母亲又煮了两个鸡蛋，放在他碗里。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翻出针线筐，从里面拿出几件旧衣服——有父亲穿旧的蓝布褂子，有姐姐穿小的花衬衫，开始拆拆改改。“区中学离家远，得住校，娘给你改个新书包，再缝个褥子，晚上睡觉暖和。”母亲的手指很巧，穿针引线间，旧布料慢慢有了书包的样子。
　　“娘，学费要三十五块钱呢。”邓鑫元扒着碗里的饭，小声说，眼睛盯着碗里的鸡蛋——他知道，三十五块对这个家来说，不是小数目，去年大哥的学费才二十块，还是借了好几家才凑齐的。
　　母亲穿针的手停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缝补，声音轻得像风：“娘有办法，你别操心，好好读书就行。”
　　邓鑫元没再多问，可第二天一早，他起床去鸡舍喂鸡时，却发现鸡舍里那两只每天下蛋的母鸡不见了。他心里一紧，冲进厨房，就看见灶台上放着一个蓝布小包，打开一看，里面是皱巴巴的纸币和硬币，一角、两角、五角、一元，层层叠叠，数了数，正好三十五块。
　　“娘……”邓鑫元拿着布包，声音发哑。
　　杨贵碧正在烧火，背对着他，声音有点含糊：“昨天赶集，把鸡卖了，正好够学费。你别多想，到了区中学，好好学，将来有出息了，再给娘买更好的鸡。”
　　邓鑫元没说话，只是把布包紧紧攥在手里，眼泪掉进了灶膛里，溅起一点火星。他知道，那两只母鸡是母亲的宝贝，每天早上都要去看好几遍，现在为了他的学费，却毫不犹豫地卖了。
　　邓鑫元考上区中学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村支书提着一袋红糖，亲自送到家里，还拿出五块钱，说是村里的奖励：“鑫元是咱们村的骄傲，以后好好读书，给咱白云村争光！”远房表叔也从邻村赶来，捎来几件半旧的蓝布褂子，笑着说：“这是给‘未来的大学生’穿的，别嫌弃，洗干净了还能穿好几年。”
　　那些天，家里总有人来串门，有的送点自家种的红薯，有的给点晒干的花生，嘴里都说着“恭喜”。也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读书有啥用，不如早点下地挣钱”，可邓鑫元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路在远方，在区中学的课堂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
　　学前一天晚上，母亲把改好的书包和缝好的褥子放在他面前，还给他煮了两个鸡蛋：“到了学校，照顾好自己，别冻着饿着。缺钱了就给家里捎信，娘有办法。”
　　邓鑫元点点头，把鸡蛋放进书包，又把那三十五块钱小心翼翼地叠好，塞进贴身的口袋。煤油灯下，母亲的眼睛红红的，却一直笑着，反复叮嘱他“好好吃饭”“认真听课”。
　　1986年的秋夜，大巴山的风带着凉意，从白云村的土坯房窗缝里钻进来。邓鑫元躺在床上，盯着屋顶漏下来的一缕月光，耳边传来隔壁母亲压抑的咳嗽声，偶尔还夹杂着几声低低的啜泣。他攥紧粗布被角，眼泪悄悄浸湿了枕头——白天母亲拆改旧衣服时，他看见她手背的裂口渗着血，却还笑着说“不疼”。
　　床头叠着母亲准备的行李：改制的书包是用父亲穿旧的蓝布褂子改的，针脚细密，边角还缝了补丁加固；一套洗得发白的灰布衣服，是姐姐穿小后浆洗干净的，领口磨得发亮，却没有一丝污渍。邓鑫元摸了摸衣服，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指尖的温度。
　　天刚蒙蒙亮，邓鑫元就起了床。他穿上那套“新”衣服，把母亲连夜煮好的鸡蛋塞进怀里，又背上家里特意请木匠打的松木箱子——箱子里装着几斤大米、一瓶腌咸菜、一床打了三层补丁的棉被，还有二哥送的三样东西：一只漆面斑驳的钢笔，笔帽上的漆掉了大半，却被二哥擦得锃亮；一本掉了封面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书页里夹着二哥写的便签“好好读，有力量”；一支竹笛，是二哥用山上的竹子做的，吹孔处被磨得光滑。

　　“路上小心，到了学校给家里捎个信。”杨贵碧送他到村口老槐树下，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元钞票，塞进他口袋，手指反复摩挲着他的袖口，“冷了就多穿点，别冻着。好好读书，给娘争气。”
　　邓鑫元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他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发，看着村口熟悉的老槐树，看着远处田埂上四哥、六哥扛着锄头劳作的身影——他们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早已辍学下地，此刻正朝他挥手。他咬了咬嘴唇，转身踏上通往山外的土路，一步三回头，直到母亲瘦小的身影缩成一个黑点，像一株倔强的庄稼，在秋风中挺立着不肯挪步。
　　三十里山路，全是崎岖的土路。邓鑫元背着松木箱子，走得满头大汗，布鞋磨得脚底板发疼，却不敢停下——他怕天黑前赶不到学校。走到半路，远处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夹杂着隐约的石灰味，三座圆顶的窑子卧在河岸边，像三只蹲守的巨兽，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在蓝天下扯成细长的棉线。穿粗布褂子的工人正往窑里添柴，火焰舔着青石砖，映得他们的脸忽明忽暗——正坝区中学到了。

　　没有围墙的校园顺着山势铺开，几排红砖瓦房歪歪扭扭地杵在坡上，最远的那栋教室背后就是陡峭的山崖，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浑浊的水渠穿校而过，像条土黄色的带子把操场劈成两半，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正蹲在渠边漱口，嘴里的泡沫顺着水流漂向远处的水电站，水面还浮着一层亮晶晶的煤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