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最宜人的八月，许子鹤和同学们乘火车去了一趟圣彼得堡。
　　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神圣之旅。
　　与年轻的苏维埃大都市莫斯科相比，圣彼得堡更具皇家风范。到达的当天中午，许子鹤他们就来到这座俄国“北方首都”市中心的宫殿广场上，参观声名远扬的沙皇的宫殿——冬宫。
　　冬宫的雄伟令所有中国学员惊叹不已。
　　这是一座蔚蓝色与白色相间的封闭式长方形建筑，三层楼高，长两百多米，宽一百多米，是十八世纪中叶俄国巴洛克式建筑艺术的瑰宝。冬宫内金碧辉煌的装饰，美妙绝伦的收藏，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苏联同志告诉大家，冬宫中值得看的大厅和房间至少有三百五十间，每个地方都要去看的话，需要走三十公里长的路，有“世界最长艺廊”之称。
　　许子鹤一行去参观冬宫，仰慕其建筑艺术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与参观其他外国景点不一样，中国人来到这里，心头顿时热乎乎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十月革命就是从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开始的。
　　站在冬宫内列宁曾经讲话的地方，许子鹤激动不已，浮想联翩。他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大学邓翰生处得知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占领冬宫，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的情景，没想到今天他竟然亲身来到了这里。他多么希望自己当时就在圣彼得堡，就在冬宫的门口，站在列宁的面前，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采，见证他右手一挥，千军万马如滔滔江水涌进冬宫的宏大场景。

　　“要是你当时在现场，你会怎么做？”许子鹤听到身旁的罗琳向耿之江提了个问题。
　　“第一个冲进去。”耿之江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呢？”耿之江反过来询问罗琳。
　　“我也一样！”罗琳回答。

　　魏乾听到了两个年轻人的对话，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进来。
　　“要是我们党在上海也举行这样的起义，我第一个参加。”
　　邢威武说：“这样的起义或者暴动在西北发生，我邢威武第一个参加。”
　　“如果在我们武汉或者上海发生冬宫这样的革命，难道你就不积极参加？”张宜珊说话轻声轻气，喜欢和说话掷地有声的邢威武开玩笑。

　　“当然积极啦！但俺那块离武汉和上海远，等俺到达那儿，肯定当不上第一了。”邢威武的话一说完，人群里一阵笑声。
　　董义堂见许子鹤只是微笑着侧耳倾听，半话，便把话茬引到了他那里。
　　“许博士，你说说像占领冬宫这样的革命在我们中国首先会在哪里爆发？”
　　“我多年没有回国了，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这个我确实说不准。但我想，只要我们把广大受苦的中国人发动起来，不管革命先在哪里爆发，其他地方的人都会闻风而起，积极响应，就像德国孩子在公园里玩竖起来的积木，第一块倒了，就会触动第二块，第二块再推动第三块，直到游戏结束，这种物理现象叫‘多米诺骨牌效应’。”
　　“什么效应呀？”罗琳不懂。
　　“多米诺骨牌效应！物理学上的解释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这种效应的发生，看起来简单，其实需要严谨的计算和精心的设置。简单的物理现象是这样，我想，一个国家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譬如现在的苏联，列宁同志为了苏维埃革命，前期在各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和行动准备，把第一炮的地点选在了圣彼得堡冬宫，接着炮声就响到了莫斯科，最后响遍了整个苦难的俄国。”

　　党小组长董义堂说：“许博士说得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冬宫革命在哪里，但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应该积极参加。”
　　“不管革命在哪里发生，只要党需要，我都会去参加。”许子鹤跟着说。
　　“我们也一样！”大家纷纷表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中国学员们还去了距圣彼得堡市约六十华里，位于郁郁葱葱芬兰湾南岸森林中的夏宫。参观完“俄国凡尔赛”夏宫的时候，在门口集中的中国学员们仍然陶醉在海天一色、水陆相连的美景里，这时，他们却遇到了一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
　　“你们是中国人？”一个苏联人问道。
　　“是！我们几个都是中国人。”许子鹤用俄语礼貌地回答。
　　“你们要盐吗？”苏联人笑眯眯地看着一群中国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要盐？对不起，我们不懂您什么意思！”许子鹤茫然地看着对方。
　　苏联人笑嘻嘻地走开了。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中国学员来到了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历史街区涅瓦大街。涅瓦大街位于美丽的涅瓦河旁，两边鳞次栉比地耸立着一幢幢宏伟精美的建筑，喀山大教堂、圣彼得教堂、保罗教堂、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亚美尼亚教堂和一个接一个的歌剧院、商场、图书馆、宾馆、饭店、舞厅等。
　　“中国人，要盐吗？”几个苏联女人在大街上堵住了张宜珊和罗琳。
　　张宜珊和罗琳不知所措。

　　“你是中国人，请问要盐吗？”两个年轻人问刚从保罗教堂出来的魏乾、邢威武和耿之江。
　　三人同样一头雾水。
　　许子鹤同行的所有人都遇到了这种情况。
　　许子鹤自己也遇到了三次苏联人问他这个问题，他追着打听为什么会问中国人这个问题，苏联人不是笑着走开，就是闭口不语。

　　没有一个人回答中国人的困惑与不解。
　　中国人由不解变成了生气。
　　大家怕影响和苏联的关系，都想息事宁人，不把这种事情向领队的苏联同志汇报。许子鹤却不同意，他向董义堂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老董，我相信这次来圣彼得堡的其他党小组一定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情况，大家都没有汇报，肯定与我们的想法一样，忍一忍就算了。但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不汇报不解开谜团，不但会增加大家心中的疑惑，还会对新成立的苏维埃产生不好的印象，这是对苏联同志的不信任，反而会影响双方的关系。”
　　董义堂最后同意许子鹤的意见，两人一起向支部书记俞清澜和苏联领队做了汇报。
　　苏联领队的脸色顿时严肃下来。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做起了解释。
　　“中国的同志们，实在对不起。请原谅，我能不说真实的原因吗？否则你们心里会更难受。”

　　“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原因，心里同样难受，请苏联同志相信，我们中国人有权知道真相，同样也会有忍耐和包容之心。”许子鹤说。
　　“那就好！”
　　苏联同志最后无奈说出了真相。从沙皇俄国时代以来，俄国人一直对中国人抱有偏见，见到东方来的长辫子中国人，常以语言挑逗讽刺，而所说的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要盐吗？”原来，在俄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中国商人夏天死在了圣彼得堡，为了防止死尸腐烂，便于运回中国安葬，据说死者的亲戚用盐块把尸体腌了起来。海参崴检查棺材的海关官员看到了腌渍的尸体，把它当作一个笑料添油加醋地讲开了，这则故事几乎传遍了整个俄国。很多俄国人都认为，中国人都和商人的亲戚一样，脑袋如“远古动物”，行动如“天外来客”，是不可理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