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鹤听完事实的真相，心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酸楚。
　　许子鹤在德国，在巴黎，作为中国人不知忍受了多少冷嘲热讽，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苏联，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他心中的伤疤再次被揭开。
　　返回莫斯科的路上，坐在火车车厢里的中国学生个个垂下头，谁都不愿意讲话，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讲什么样的话。车轮与铁轨哐当哐当的撞击声好像不是来自车厢底部，而是发自每个人的胸腔。这种声音与平常不同，不再是一种同频率同音高的重复，而像是从车厢一端经过座位上的每个人之后，就会发生一次共振。共振之后的撞击频率越来越强，声音越来越高，速度也越来越快，到了车厢的末端，这种共振达到了高丨潮丨，如疯牛般继续向前窜动，撞到关闭的车门后，调头折返回来……最后，疯牛头上的双角被撞断了，摔在了地上。从双角根部两个窟窿中涌出的两注血流灌满了疯牛的两个眼窝，牛眼变得浑浊血腥，在车厢内不再一折一返地狂奔，而是桀骜不驯，歇斯底里地杂乱无章地四处冲撞，把车厢里的所有中国人撞击得血肉横飞。

　　许子鹤站了起来，他要把自己的伙伴从疯牛场上解救出来。
　　“老董，我想讲几句话。”
　　董义堂正为如何打破这种低沉的气氛发愁，自然希望许子鹤能够找到打破沉闷局面的办法。
　　“同志们，我知道，这个时候讲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但我还是想说几句。现在，我的心和大家一样痛，或者说，比大家的心还痛。”
　　大家都听见了许子鹤的说话声，但个个低垂着头。
　　“这样的国外遭遇，大家可能是第一次，可是我遇到过很多次。在法国巴黎遇到过，在德国哥廷根遇到过，在欧洲的其他城市比如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哥本哈根也都遇到过。每遇到一次，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一次。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海外总是会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原因——国弱民贫！贫弱之邦不可能有尊严，只有受别人恶言恶语的份！”

　　许子鹤的一席话，说得大家慢慢抬起了头，但个个目光怅然地看着窗外。
　　“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出现了三百多个政党，不少政党甚至刚出现就消亡了。是选择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向欧美学还是向亚洲邻国学，国人在革命道路上面临着一道复杂的选择题。有多少胸怀治国救民抱负的中国人为此去南洋学习，去日本学习，去英国、去法国、去德国、去美国学习，正当无数中国仁人志士在众多选择中迷茫的时候，苏联的同志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十月革命’成功了，为我们中国的革命树立了典范和榜样。因此，我们来到了苏联，来到了莫斯科学习。为什么在国外受气受辱，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还要跑到人家这里来？因为，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想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要想改变中国贫弱现状，就得迈出破烂的家门，迈出断垣残壁的国门，到人家那里去学习，去受气，去忍辱负重，去枕戈待旦。我们这些人受气，是为了更多的中国人不受气。我们现在受气，是为了今后的中国人不受气。”

　　一席话，让车厢内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许子鹤那里。
　　“如果我们这些人受一点侮辱和恶气就变得意气消沉，就变得毫无斗志，那么请问，贫弱的中国还有救吗？还有希望吗？还有谁能改变她家不像家、国不像国的现状呢？”
　　听着许子鹤的慷慨陈词，车厢内的学员们不再垂头丧气，而是重新挺起了胸抬起了头。
　　这时候，党小组长老董站了起来。

　　“同志们，我们也把这个情况给领队的苏联同志汇报了，他说，听到这种情况后，他作为主人心里也很难受，但请大家放心，这只是旧俄国遗留下来的恶俗陋习，绝不代表新的苏维埃政权对中国人的态度。因此，请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对我们的苏联同志产生误解。”
　　许子鹤及在场的中国人都点了点头。
　　回到莫斯科后，在旅莫支部书记俞清澜的支持下，许子鹤向学校递交了一份报告，在真实描述这次到圣彼得堡参观考察的遭遇之后，提请学校向上级组织反映此事，以避免损害中苏两党的良好合作关系。大家都为许子鹤信中用词的直率捏一把汗，而许子鹤答复了大家一句话：“伟大的政党定有伟大的胸襟，请相信我们的苏联同志！”
　　半个月后，终于有了消息。
　　苏共政治局主管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一位委员对此事作了批示，旅莫支部书记俞清澜向大家及时作了传达：“我个人非常感谢中国的许子鹤博士，他直截了当地反映，不是对我们的批评，而是对我们友谊和合作的重视和呵护。其他看过此信的苏联政治局委员也都这么认为。此信内容已被列入下周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的议程之中，今后将要求我党所有党员干部、下属和家属注意——任何苏联同志再讲此语，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任何苏维埃公民再讲此语，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式公民……”

　　俞清澜在中国学生组织生活会上读完此信，所有中国人眼含泪花，他们为苏联同志的真诚所感动。
　　从此之后，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在苏联的任何一座城市，许子鹤他们再也没有听到身边的苏联人说过此话。
　　除了学习上的困难，中国学员在莫斯科的生活也常现窘态。
　　连年的战争和漫长的冬季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粮食、衣物、医药、燃料等生活必需品捉襟见肘，供应极为困难，只能保证每个市民最基本的需求。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也一样，一天只能吃上两三块黑面包和四五块土豆，蔬菜、奶制品和肉制品根本见不到。
　　来到莫斯科的整整一周，在十六人一间的宿舍内，许子鹤深夜用被子蒙住头，辗转反侧，许久不能入眠。这里的生活之苦，许子鹤从来没有想到，更没有遇到过。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莫斯科的生活与哥廷根相差竟是如此之大。
　　在哥廷根，在泰国开米行的父母会定期给自己汇来充足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不但吃得饱，还能喝上牛奶，吃上面包，时不时还可以炖一锅热腾腾的牛肉或者煮几根香喷喷的肉肠。现在，一天三顿饭只有几块黑面包和土豆，顿顿都要匀着吃。自己整天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他感受到了生活上的酸苦。许子鹤清楚，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因为来莫斯科前，他给父母写信谈过，现在自己博士毕业了，去莫斯科当数学教授，数学教授每个月薪水很高，不需要家里再寄钱了。

　　另外一个困难也在折磨着许子鹤，那就是简陋的住宿。东方大学由于成立时间很短，办学设备都是临时拼凑的。比如学生宿舍，十几个人住一间房，二十多平米大小，学员们基本上是脸对着脸，脚对着脚躺在一个大通铺上。许子鹤从上小学到读完博士，从来都是独立的床铺，后来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已经习惯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有规律地统筹分配时间，现在，他做不到了。每天，十几个成年人上床和起床有早有晚，夜间不时会有踢踢踏踏去厕所的人，宿舍内很难保持长时间的安静。到了后半夜，十几个人躺下虽然安静了，但整个宿舍内高高低低的打鼾声此起彼伏，犹如一场乐器齐全的卖命演奏，一直闹腾到天明。许子鹤一连适应了四五天，还是很难睡个安稳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