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在市场机制的牵引下，向资本密集的城市转移，而且数量巨大。
　　日期：2021-09-07 11:46:36

　　（14）
　　江南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乾隆《吴江县志》卷下风俗，谈及绫绸业的发展时，回顾道：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土人(引者按：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
　　盛泽镇上机坊老板雇佣的“佣织”，有机工(操作织机的工人)、曳花(在提花织机的高架上“提花”的工人)等，人数多达几千人。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人，汇集东庙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除了受雇于机坊的机工、曳花数千人，还有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人数有多少呢？据沈云《盛湖杂录》说，清末时“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盛泽镇(包括四乡)鼎盛时期拥有人家万户，其中机工、曳花有数千人，炼坊、染坊、踹坊等的雇佣工人又有近千人，几乎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盛泽镇有一个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闲时解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佣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于固定的地点——长春桥、泰安桥的桥堍，等待雇主召唤。道光《黄溪志》卷一风俗说：“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这些等待雇佣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长，在丝绸生意兴隆时，老板为了笼络工人，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工人“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一到生意清淡季节，老板便辞退工人，这些工人因“无人雇织”，往往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这些工人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的资产者。

　　另一个丝绸生产与交易中心濮院镇的情况也是如此。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动力市场——太平桥头的太平巷，等待雇佣。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嘉庆《濮院琐志》卷一机杼说，这些工人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是终身的雇佣工人。关于劳动力市场，该书写道：“织工、曳工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曳工立于右。来雇者一目了然，谓之‘巷上’”。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二坊巷夜写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曳工，每晨集此以待雇”。

　　棉布业市镇也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工人群体。与朱泾镇齐名的枫泾镇就是一个典型。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引吴遇坤《天咫录》：“康熙中，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佣的染匠、砑匠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于酿成一桩大案。该书写道：“(染匠、砑匠)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布缚首，持械复仇”。你看，被镇民“设计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家属数百人上街复仇，可见枫泾镇雇佣工人群体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光死者就有数百人，可以推测全部雇佣工人必定是它的数倍，可能有几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在市镇上，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领头业，中介掮客)，脚行脚夫(搬运业)，还有从事打行(打降)、白赖(白拉)的市井流氓。其次就是沿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的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即所谓坐贾。此外还有行商，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买丝绸、棉布、粮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再次是各种作坊——机坊、炼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当然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镇周边的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

　　市镇人口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工商业人口占有绝对优势。乾隆时人杨树本在《濮院琐志》卷一机杼中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织作”。所谓“比户织作”，就是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这可以从沈廷瑞《东畲杂记》得到印证：“(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巷，皆务于织”。你看，全镇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在从事丝织业，务工人数之多，可想而知。至于商业，镇上牙行有绸行、丝行、桑叶行、菸叶行、六陈行(粮食牙行)、麻皮行等。还有各种商店，据民国时期的统计，洋广杂货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黄麻号2家，酱园1家，茧厂1家，小米店7家，茶馆15家，酒店6家，川酱店3家，饭店8家，铁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馆、腌腊店等，从业人员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加上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闻记》所说“每坊佣者数十人”的标准来推算，雇工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

　　盛泽镇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前面已经提及，盛泽镇上受雇于机坊、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达到几千人之多。这是工业人口，那么商业人口有多少呢？商业人口业也不在少数。据1946年的统计，全镇商店五六百家，他们是棉布业25家，南北货业21家，丝商业62家，新药商业12家，酒酱商业34家，米粮商业44家，绸布新衣商业10家，百货商业15家，鲜肉商业20家，腌腊商业18家，面饭菜馆商业38家，国药商业13家，旅馆商业15家，茶叶商业7家，桐油瓷席商业16家，烟纸蜡烛商业51家，绸商业89家，绸领业68家，肥料商业21家等。这五六百家商业字号的店主与伙计加在一起，说它数以千计，肯定不是夸张。因此，工商业人口在全镇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是不成问题的。

　　日期：2021-09-08 18:14:37
　　（15）

　　明清时代的地方志缺少关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的统计数字，难以量化分析。嘉庆《珠里小志》似乎是个例外，在它的卷二户口一栏，有朱家角镇人口分类统计，除了户数(1502户)、口数(5937口)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其中店伙口267，雇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这个镇上，工商业人口中最底层的人数有366人。可惜的是，它没有统计开设牙行、店铺、作坊的人口数，以及从事棉纺织业的人口数，因此仍然无法估计工商业人口的比重。我们不得不寻求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来弥补这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