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09-05 16:16:58
　　（12）
　　#市镇人口结构
　　明代中叶以后，与匠籍制度松弛的同时，在实际生活中已不被视为与雇主有人身隶属关系了。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下旨正式废除匠籍制度，解放了工匠。雍正年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也解放了无地的农民，使他们不再依附于土地，可以自由迁徙。
　　乾隆以后，雇工与雇主之间，不签订雇佣合同，不规定雇佣年限，确系长工而按月支取工资，口头约定的工期未满而随时辞工等现象，日益增多。因对工作条件不满而辞工离去的也属常见。现存清代刑部档案中所见这类辞工的理由有：“拖欠工钱”、“工钱少”、“劳累受骂”、“工作辛苦”、“相待刻薄”、“饭食菲薄”等等。如乾隆间，镇江府丹阳县长工蔡七因雇主拖欠工银四钱，讨薪未成，当即说“我不做了”，丢了镰刀就走。

　　从万历十六（1588年）年到五十三年（1788年），整整200年，明清政府多次调整关于“雇工人”的条例、废除匠籍制度，每次调整基本上都比前一次更大范围地解放了雇佣劳动，这一解放过程虽然缓慢，但毕竟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终生产领域的雇佣劳动者基本获得解放，他们获得了与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

　　根据道光三十年（1850年）《户部清册》推算出江南人口3600万。李伯重估计1850年间江南城镇人口约为720万人，占总人口的20%。考虑到江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我们认为全国城镇人口占10%是比较适中的估计。
　　清代陶煦所著《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告诉我们：同治年间，苏州周庄镇全镇居民五千余人，其中作坊店铺雇工店伙占一千余人，也就是说雇佣劳动者占到2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计算，那么1850年江南地区城镇雇佣劳动者144万左右。城镇雇佣劳动者人数在江南已达百万以上，在全国城镇人数达200万应该是个比较保守的数字。
　　根据刘克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雇佣劳动数量研究》一文的分析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每个农户平均雇工0.25人。由于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经济的衰落，18世纪-19世纪初，全国农户平均雇工人数应该不会低于0.25人，我们仍按此数计算。乾隆六年（1741年）中国人口数量为1.4亿，其中农业人口占90%，即有1.26亿农业人口，按平均5人一户计算，全国农业户数为2520万户，每户雇工0.25人，则全国农业雇工630万人。那么清中叶全国城乡雇工人数大概为一千万左右。

　　日期：2021-09-06 12:26:54
　　（13）
　　早期工业化给江南市镇带来了与传统社会相异的变革。从人口结构来看，主要表现在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据吴承明和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丝织业织机最多不过1.5万台。到清代中叶丝织业鼎盛时期，织机总数约为8万台。这就提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徐新吾的估计，清前期，南京、苏州、镇江、盛泽、杭州、湖州、双林、绍兴、宁波诸地约共有织机6.89万台，织工约21.32万人。
　　明清时期江南的棉纺织业也非常发达。雍正元年（1723年）苏州织造胡凤翚说，染坊、踹布工匠“总计约有二万余人”。盛泽镇的机工、曳花等多达几千人。加上相关行业工人，盛泽镇（包括四乡）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可见，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到1600年代初，江南几乎所有农村家庭都从事某种面向市场的纺织业生产。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商业。明代万历间，从方志所载门摊税推算，松江府华亭、上海、青浦、嘉定四县店铺门面至少已达7400间。到清代乾隆间，仅嘉定一县的店铺门面至少在3000间以上。康熙年间，苏州布商有76家，木商有132家，金铺和金珠铺79家。烛店，道光间有一百多家。同治间，银楼有119家，酱坊有86家。这些店铺当然需要雇佣大量店员。康熙年间，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中说：“以吾苏郡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就是说在上述这些商业店铺就业的雇佣劳动者成千上万。

　　最后，从服务业看，在清代江南地区，茶楼酒肆之设，从城市扩展至乡村，至乾隆间益盛。据乾隆年间黄印编辑的《锡金识小录》记载：在无锡，“酒馆茶坊昔多在县治左右，近则委巷皆有之”，

　　“至各乡村镇亦多开张”。有“遍地清茶社”之说。清乾隆嘉庆时期文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苏州商贾云集的阊门、金门一带，“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就是“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也成为“穷人之养济院”。
　　牙行是为商业贸易服务的中间商，其从业者被称为牙人。据乾隆年间《苏州府志》记载：当地共有牙行4513户。松江府也有牙行3637户。据此估算，两地牙行的雇佣劳动者也应该不低于万人。
　　金融业、运输业都是服务业的重要一员。据范金民、张忠民的估算，乾隆初年，吴县，长洲、元和、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吴江、震泽等九县共有典当铺489户。乾隆嘉庆间，松江府的华亭、青浦、上海、金山、奉贤、南汇、娄县、宝山等县，共有典当铺195户。上海县的钱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有18家，十年之后增至64家。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嘉庆二年（1797年）的十年中，上海县城的钱庄先后存在的至少有124家之多。这些典当铺、钱庄需要雇佣数以千计的员工。梁廷柟的《粤海关志》告诉我们：乾隆年间，江南内河航运的“船只之多，大小不下数十万艘，百姓赖以资生者何啻数百万人”。其中雇佣的船工应当至少是数以万计。沙船业是清代兴起的海运业。嘉庆初，上海一地千石以上的海运沙船最多时达到3600只。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业拥有“沙船水手十余万人”。道光年间的沙船航运大王郁润桂有沙船70多艘，雇工2千余人。

　　清代江南地区的雇佣劳动者总数已经很难准确估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行估计，清代中叶江南地区的雇佣劳动者应在150万人以上。
　　除了江南外，明清北方的劳动力市场也较为发达，而且清代较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无论是手工业、农业还是商业都已存在。从文献记载看，清代北方地区几个主要的手工业部门都已出现了雇佣劳动。如清代嘉庆年间卢坤所著《秦疆治略》载：陕西凤县的铁厂，“每厂雇工或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难以数计。”
　　在北方劳动力市场上还出现了外地雇工，不仅有外乡的，而且有外县的，外省的，甚至在北方劳动力市场上还出现了南方一些省份的劳动者。多数雇主雇佣劳动者在十名以内，但是在某些行业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几十名、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劳动者的情况。例如冶铁业、采煤业、采木业、造纸业等行业都是吸引劳动力的大户。据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严如熤所著《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载：陕西南山地区的“铁炉高一丈七八尺”，“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迁作佣工不下千人”，“稍大厂分，常有二三千人”。陕西周至县，一个“大园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枋板厂、猴柴厂，匠作水陆挽运人夫，大者每厂数百人，小亦数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