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6-26 11:47:40
　　资治通鉴故事会之四十七：田园时代 心服口服 战国以降 不得不服
　　《资治通鉴》卷四 周纪四 周赧王 姬延 三十二年（戊寅 公元前283年）
　　作为一国之君都没能留下名字的卫嗣君去世了，他的儿子卫怀君子南公期继位，周公当年封给九弟的殷商故土传到卫怀君手里，已只剩下濮阳一座孤城。这跟卫嗣君的“偷窥癖”多少有点关系。更可怕的是，他的偷窥，还不仅限于异性。
　　卫国一个县令不知什么时候在家里掀起被子时让卫嗣君安排的眼线看见他垫在被褥下面的席子破了，卫嗣君知道这事儿以后，不动声色的赐给县令一张新席子。接过席子的县令顿时觉得背后发毛，想想自己姿色平庸的老妻，再看看堂上满脸得意的老大，县令总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又说不出来。
　　大家不要奇怪一县令怎么会得到国君的关注，笔者前面已经说过，这卫国就剩濮阳一块地，怎么分也没几个县了。不止是县令，他的管理甚至一直下沉到税务专管员这个级别。为此，他还颇具创意的发明了一招绝技。

　　一天，卫嗣君安排人扮成客商在通过集市的大门时主动贿赂了守关的领导，领导像往常一样毫不客气的笑纳了。结果没多久就被国君传唤，见面以后，卫嗣君非常笃定的对他说，你收了一个客商的钱，赶紧给我还回去。没错，钓鱼执法的祖师爷正是卫嗣君。史上第一次钓鱼执法效果非常明显，卫国税务局里一片恐慌，人人自危。
　　尝到了小伎俩的甜头，他又将之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为了避免自己的爱妾和宠臣蒙蔽自己，他故意尊宠魏妃以避免爱妾泄姬无理取闹，又提拔薄疑与宠臣如耳相抗。还得意的对别人说：“这就叫制衡。”
　　聪明吗？确实聪明，要不是法律限制，笔者也很想能有两个媳妇，这样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制衡那么一下。不过可惜的是，这样的小聪明放在一国之君身上就显的有点low。
　　于是我们的祭酒大人荀况说：“卫成侯、卫嗣君都算善于聚敛财物，小心经营的君主，但是未能顾及民心。子产，顾及到了民心，但没能处理好政事。管仲，政事也处理好了，但可惜没做到修明礼制。因此，我们说能修明礼制者可以称王，能处理好政事儿则国家强大，能取得民心则国家安定，只知道聚敛财务的则终究会灭亡。”

　　虽然笔者非常敬重荀子前辈，但是此处笔者不得不说您的要求太高了。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都算不上修明礼制，我看这礼制怕是永远都修不明了。
　　在荀子前辈心中可能只有周公时代能称得上美好，这基本也是事实。但笔者想说的是，礼还是那个礼，越来越执行不下去，也不完全是领导的责任。
　　当年，周公姬旦系统的颁布了礼制，给两周的意识形态定了调，并执行到了后来再也不曾达到的高度，但这并不代表管仲等人就不如周公，因为周初礼制的完美落实，其实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时老百姓的淳朴，或者说难听点，叫天真无知。
　　从商周到秦汉，社会组织经历了一个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到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统治的基础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的基础是百姓对生存的渴望。殷商及以前的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为了抵御饥饿、猛兽或自然灾害而自主联合起来形成部落联盟。由于剩余产品少，贫富差距几乎没有。
　　这一点，从商纣王的黑点之一的“酒池肉林”就可见一斑—作为一国之主，浪费点酒肉，有那么十恶不赦吗？至于被人骂了数千年？虽然这其中必然有周朝黑他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整个社会的物资匮乏，让人们对这样的行为无法接受。
　　第二阶段的基础是百姓对文明进步和和平共处的需求。主要是西周建立前后到战国时期，这一阶段由于金属工具，特别是青铜器的广泛运用，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剩余产品增多，再加上封建制度的建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统治者和劳动人民渐行渐远，因此也埋下了战国数百年烽烟的火药。

　　周王室对自家子弟的分封和周礼的系统性推行，正发生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此时，作为统治阶层的周王室已经有了家天下的概念，认为天下是自家的私产；但大部分百姓对所谓的封建领主的理解还停留在类似于之前族长，部落首领的层面，也就是说大部分百姓还没意识到封建领主代表着巨大的利益，而更多的觉得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类似于现在的我们概念中村子里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
　　所以当周公以长者的身份，殚精竭虑，苦口婆心，并身体力行的推行听起来有益于绝大多数人的教化时，天下人自然愿意接受。这和后来宗族观念被广泛认可时，很多人愿意接受族中并无权力或钱财但有威望的老人对事物的裁定并接受他们的教诲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会有人逐渐发现这看似高尚的礼制中所包含的私心，比如，上下有别，尊卑有序，这没问题，但为什么你生下来就是上是尊，我就得是下是卑呢？树上的猴王都会时不时受到年轻猴子的挑战，想通过一套制度永远压制平民的向上之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有了战国的所谓礼崩乐坏，因为这礼里虽然有不少好东西，但也有太多明显的不公。
　　直到秦末，当贫民陈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这一套算是彻底玩不下去了。统治者的思路也不得不从追求让百姓“心服口服”彻底变成了让百姓“不得不服”。
　　历史进程由此进入第三阶段，其基础变成了以暴力为核心的国家机器。人们在人为的死亡威胁或利益驱使下互相残杀，胜者为王败者寇，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这一阶段几乎贯穿了自秦朝统一六国以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
　　进入这一阶段后还去奢谈礼制就显得极其虚伪可笑，因为接受了丛林法则的民众再也无法相信道德的约束力。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在百年以内改变这一点。
　　如果说周初靠淳朴的民心达到了礼制的巅峰，那么管仲则是靠物质的相对充裕完成了礼制的绝唱。而下一次礼制精华的复兴大概只能靠物质的极大满足后，人们自主的自我约束。
　　幸运的是，在欧洲某些发达地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