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4-21 14:41:16
　　潘阜将蒙古国的国书，高丽元宗和潘阜本人的书状以及方物一并交给日本九州岛的太宰府之后，太宰府的藤原经资在闰正月五日送交镰仓，日本人看到这些书信会有什么反应呢？
　　此时的日本，早已不再是平安朝的日本，天皇大权旁落已久，武士阶层建立了镰仓幕府，把持朝政，而当时是北条氏一族控制镰仓，掌握实权的北条时宗，不足18岁，正是年少气盛的时候，当他和他的幕僚们面对忽必烈这份居高临下的诏书时，面面相觑，北条时宗和家臣们围绕着文书中“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几句话，叽叽喳喳，喋喋不休地讨论起来了。不知道是镰仓武士的汉文水平太差，还是他们惯于断章取义，在场的人个个是情绪激昂，认定忽必烈想以武力征服日本。事实果真如此吗？那我们不妨再仔细读一下这封诏书吧，文章始终传达了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忽必烈想与日本建立起中华传统思想中的朝贡关系，虽有“至用兵”，也只是说明不想双方兵戎相见。恐怕幕府只把重点放在了“至用兵”这几字上，而全然不考虑通文所表达的真实意图，固执地认为这是蒙古在威胁日本朝廷。忽必烈一番善意和良苦用心竟然遭到了这样误读，看起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不可思议。后来的几位日本历史学者杉山正明，村井章介也仔细阅读这份史料，都认为此句并不带有威胁的色彩，笔者确定这一句没有任何威胁日本的意思，那为什么镰仓幕府偏要曲解文意呢。其实也不难理解，首先对幕府来说，其自身就具有强烈的军事意识，从武士自身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一问题，确实会觉得忽必烈的诏书有军事威胁日本之嫌。其次还有一点不能忽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大多偏重细枝末节，而往往忽视观察整体，这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细节的过度关心和解读，使得镰仓幕府会理解出别人所不曾有的意思，或夸大所不存在的意图，正如古人所讲的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相类似，从而造成误解乃至敌对，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岛国心态在作祟，造成了日本日后逐渐走向蒙古的对立面。

　　日期：2019-04-21 14:41:55
　　现在幕府反应如此之大，对于高丽国王的劝告和解释，更不会将一字半句放在眼里。北条时宗干脆将国书交给京都的天皇，等待朝廷的裁定。龟山天皇接过蒙古国书，粗略看了一遍，顿时气得暴跳如雷，七窍生烟，面对这份不同寻常的国书，朝廷上下都骚动了起来。天皇与朝廷反应如此激烈，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份国书开头的署名是“大蒙古国奉书日本国王”，在日本人看来，天皇变成了国王，这就是赤裸裸的降格，几个世纪以来，在日本统治者心目中，天皇的地位与中国的皇帝是平起平坐的，然而不论是蒙古人出于有心还是无意，整篇国书俨然是一副上国对藩属国的语气。毫无疑问，忽必烈的这份诏书触碰了天皇脆弱而敏感的自尊心，自隋唐以来，日本虽大力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制度，可在政治上却绝不甘拜下风，也不会将自己放在中原王朝藩属国的位置上，更无定期入贡的传统，忽必烈的此番要求对日本来说实在超出可以承受的范围，自然遭到天皇的抵触。况且日本与大陆断交时间久远，对国际形势缺乏综合的判断，日本人对蒙古的零星了解都是以入宋僧、渡日南宋僧人，或是贸易关系中的商人为中介，主要依靠南宋获得情报，而南宋相继受到蒙古的侵攻，对蒙古抱有憎恨的态度，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信息更增加了日本朝廷对蒙古的厌恶。

　　那么朝廷最终会做出什么决定呢？二月八日，日本朝廷开始议论，龟山天皇、后嵯峨上皇和后深草上皇与朝臣们就这封国书前后反复讨论了好多次，其间不断有幕府使臣来到京都，向天皇传达幕府意向，其间有一部分人认为蒙古国书有无礼之处，应不予回复，但最后朝廷还是草拟了一封回信并抄寄给了幕府，准备由幕府交给高丽使者潘阜。
　　然而当这封回信的草稿送到镰仓幕府的连署北条时宗的手上时，他便不屑一顾地对来自京都的使者说道：“像蒙古人这样骄横的蛮夷，我们日本有必要理睬他们吗？”说罢便将信纸扔到了一边，最终镰仓幕府扣信不发，高丽人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日期：2019-04-21 14:43:17
　　面对强大的蒙古帝国，镰仓幕府这边的动向究竟如何呢？北条时宗趁着天皇与公卿大臣争论不休之时，迅速做出了决断，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动员。公元1268年二月，他向幕府所属的西部武士御家人发出备战的命令：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来日，宜早戒备，以防不虞。潘阜在太宰府足足待了5个月，日本人没有任何答复，态度也非常冷淡，款待甚薄，无奈之下的潘阜只得在1268年七月空手而归。蒙古与日本的初次交涉，就因镰仓幕府和日本朝廷误解蒙古国书内容，导致忽必烈建立邦交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

　　潘阜返回之后，将在日本受到冷遇的情况如实汇报给了忽必烈大汗，而此时的忽必烈还没有放弃外交努力。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九月，元朝政府派遣黑的、殷弘携大汗诏书在高丽人潘阜、申思全、陈井等人第三次出使日本。
　　至元六年三月（1269年），黑的等人使船行至日本西部的对马岛，但对马岛守军拒绝蒙古使者进入日本本土，当地岛民也跟着起哄，驱赶黑的等人。黑的束手无策，总不能空手而归啊，不然怎么向大汗交差啊，于是情急之下，在撤离的时候，掳掠了该岛的居民塔二郎、弥二郎二人回京师复命。这两个日本的无名小卒恐怕万万没料到，因为这次外交事件而被载入史册。
　　忽必烈得知俘获了两个日本人，甚为大喜，正好借此机会展示一下大国风范，达到怀柔日本的目的。因此忽必烈非但没有责备黑的、申思全等人，还夸奖道：“尔国（高丽）王袛禀朕命，使尔等往日本。尔等不以险阻为辞，入不测之地，生还复命，忠节可嘉。厚赐匹帛，以至从卒。”对两个日本人说：“尔国（日本）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如此一来，两位日人受到了优厚的款待，忽必烈还令朝廷官吏领他们参观大都，欣赏燕京万寿山玉殿及诸城阙，并赠送礼品，塔二郎、弥二郎在北京的生活恐怕还真是乐不思蜀啊。不过忽必烈所作的这些努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不过都是他本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至元六年（1269年,日本文永六年）七月，蒙古派于娄大带着中书省起草的牒文及塔二郎、弥二郎来到高丽的江华岛，命高丽派出使臣将二人送回日本。然而此时高丽政局发生变故，就在同年的六月，林衍等人废除了急于迁出江华岛的元宗，而拥立他的弟弟安庆公淐为高丽国王，所以等到蒙古使臣到达江华岛的时候，是高丽新王淐出来迎接的。然而权臣林衍和新王淐可不像先前的高丽元宗，他们对蒙古都存有戒心，对出使日本也不那么热心，但此时又不敢公然违抗忽必烈的命令，只好敷衍了事，派了高丽人金有成持蒙古国中书省和高丽庆尚道按察使两封牒文，护送塔二郎、弥二郎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