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1-02 20:40:12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鬼室福信获得的这批唐朝俘虏来自于哪支唐军。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他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登州所辖的文登县仵台村法云寺前看到两座佛塔，一石一铁，其中铁塔上镌刻着铭文：“王行则者，奉敕征伐东蕃没落，同船一百余人俱被贼擒，送之倭国。一身逃窜，有遇还归。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造此宝塔。”
　　铁塔上纪录的这件事，大概就是续守言等唐军被鬼室福信军俘虏的经过，可见这一百零六名唐军是被整船俘虏的，被俘时间大概就在显庆五年九月左右。至于续守言等人隶属于哪支唐军的部队，另一部文献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那就是在日本的《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记载了两条重要的信息：“八清水连，出自唐左卫郎将王文度也。杨津连，八淸水连同祖。王文度之后也。”
　　日期：2019-01-02 20:41:07
　　王文度笔者先前就提到了，八清水连与杨津连自称是王文度的后代，然而作为第一任熊津都督的王文度到新罗后不久就暴毙身亡了，他又怎么可能有后代会到日本呢？由此看来鬼室福信俘虏的这批唐军，就隶属于王文度所率领的船队。王文度的突然死亡，使得他的手下失去了主心骨，新罗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而且当时泗沘城被包围，王文度的手下在此时从新罗前往泗沘城，遭到鬼室福信袭击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所谓八清水连与杨津连也未必是王文度的直系后裔，应当是王文度手下部将的后裔。

　　续守言就是这批唐俘的成员，那么他后来的命运将如何呢？历史的记载并不多，但我们还是可以将一些零碎的记载拼凑起来。当年鬼室福信高举反唐大旗，竟然有机会俘虏唐军的整条战船及其船上的一百零六名士兵，极大地刺激了鬼室福信与大唐对抗的野心，然而他没有等到白村江水战那一天，反而被自己要除掉的对手扶余丰抢先消灭。而被送到日本的唐俘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被强迫参与开垦土地，可随着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唐朝交往的增加，急需一批掌握大唐语言的人才，续守言与萨弘恪作为其中的代表很自然就受到了日本朝廷的重用，成为“音博士”。日本学者森博达通过调查《日本书纪》万叶假名的音系，推测卷十四―十九的作者是续守言，卷二四―二七的作者便是萨弘恪，若真是如此，或许可以说《日本书纪》的成书，亦是拜那场半岛战争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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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在大唐与熊津都督府数次来访中，续守言等人都出现过，但他们并未提及回国的要求，估计是终老于日本国了吧，续守言等人命运的巨大变化怕是那些在平百济胜利之后便回家享清福的唐军士兵所难想象的。至于萨弘恪还于日本于大宝元年（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参加了颁布的《大宝律令》的编纂工作，同时参加此工作的还有伊吉连博德，也就是原来的伊吉史博德。伊吉史博德于飞鸟净御原宫天皇（天武天皇）十二年（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赐“连”姓，是为伊吉连博德，在之后的岁月里曾一度卷入大津皇子谋反事件，最终还是渡过险滩，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才学。这里笔者顺便提一下那些被唐军俘虏的普通日本士兵，他们其中很大部分沦为唐朝的官户，地位要比官奴婢略微高一些。有的人在经三四十年的辛勤工作之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某种意义上看，各个文明之间通过战争了解彼此，并从中吸收相互的知识与经验，所以说战争本身也是种特殊的文化交流。

　　日期：2019-01-03 20:22:47

　　（三十）昔日盟友反成仇，唐日化敌为友
　　白村江战役后，唐朝在对日外交上做出了调整，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唐政府率先伸出橄榄枝，战后唐军不断遣使到日本，多次奉还在战场上捕获的日本战俘，以表达和平善意。唐朝之所以这样做那当然是与半岛局势的变化分不开的。百济平叛前后不久，新罗与大唐的领土之争便悄然打响，新罗一直想侵吞唐帝国在百济旧地设立的熊津都督府，便找各种借口频频发难，小动作不断，唐朝与新罗昔日兄弟般的战斗友谊也就逐渐瓦解。唐政府甚至将新罗的使者关押起来，可见当时双方的矛盾已经升级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直到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正月，唐政府才释放了扣押的新罗使者金钦纯，却将同来的金良图拘押至死。

　　此后，唐帝国政府多次指责新罗方面侵占熊津都督府所管辖的土地，并再度扣押使者，外交上的针锋相对足见新罗与大唐之间的领土争端开始进一步激化。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唐朝数次派遣了使者前往日本，而且依据史料记载使团的规模都超过了以往，《日本书纪》记载了唐政府曾多次派遣郭务悰、刘德高等人到日本进行和解工作，这些外交事件反应了唐朝想拉拢日本，以达到牵制新罗的目的。

　　日期：2019-01-03 20:23:42
　　当时刘德高的访日使团就有200多人，郭务悰的使团就更庞大了，达到了两千人，其中有郭务悰等六百名唐人与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名百济人乘坐四十七只船。公元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两千人使团停泊在比知岛，这样庞大的出使队伍着实吓着了日本人，因为白村江之战后就一直谣传唐军要渡海征讨日本，两千人的庞大规模，让日本人误以为是大唐的先头部队，日本朝廷是戒心重重，当筑紫大宰府得知又是直接从熊津都督府派来的使团，便以担心军事威胁为由，将这两千人使团拦在筑紫，这一年又正好是46岁的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在公元668年即天皇位）去世，结果郭务悰等人是吃了个闭门羹，但他们并没有走，而是留在日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咸亨二年（671年）三月，日本方面才有回应，派遣阿昙连稻敷向郭务悰报告了天智天皇去世的消息，按照《日本书纪》的描述，当时郭务悰及其手下全部穿上丧服，举哀三遍，向东稽首，以表哀悼。并许诺要为中大兄大王建造阿弥陀像以示纪念，五月郭务悰一行人才返回熊津都督府。

　　郭务悰率领的这批两千人使团此次造访毫不掩饰地体现了唐帝国的真实意图：拉拢日本，抵制新罗。面对唐朝方面积极姿态，日本虽充满了疑惧戒备，但处于自身安全、稳定，对唐使的接待自然是做到礼数周全，再没有以往的骄矜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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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呼应，新罗也迅速调整对外政策，遣使日本，主动恢复已断绝十几年的国交关系。新罗使节在公元668年，669年，连续来到日本。最初到来的使者是金东岩，归国时，日本送给新罗王船一只等物品，派遣道守臣麻吕、吉士小鲔为使者到新罗，之后新罗与日本频繁互派使节。

　　尽管双方由于地缘和历史结成的仇怨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弭，但是两国关系却逐步趋向正常化，文化经济的来往日益频繁。当然新罗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独吞原先百济和高句丽的领土，自己统一半岛，把唐帝国的势力排挤出去。所以早在高句丽国都平壤城被攻破前，新罗就抛弃前嫌，积极拉拢日本，希图共同对抗唐朝，就这样你来我往，日罗双方开始互相接近。当然白村江战役，让日本领教了唐朝的厉害，吃一堑长一智，日本对双方的拉拢都保持着低调与中立的态度。新罗与唐朝的争夺，则是愈演愈烈，以致到了双方兵戎相见的地步，昔日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了仇敌，敌人变成了朋友，为了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永远在合作与斗争间不断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