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发生的事情就更值得令人深思了，唐高宗接着便传旨将津守连吉祥一行人软禁在长安城。这又是为何呢？唐高宗在敕旨中是这样说的：“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

　　何为“海东之政”呢？其实唐高宗的言下之意就是唐高宗已经接受新罗的请求，攻打百济。唐高宗已经看出日本在半岛的斗争中在支援百济，所以将使团扣押，绝非是西汉大麻吕进谗言那么简单。唐高宗幽禁日本遣唐使，不让津守连吉祥等人自由出入，目的就是为了封锁消息，阻止日本进一步插手朝鲜半岛的事务。
　　因此这批日本遣唐使直到百济灭亡之后，才允许回国。津守连吉祥回到日本之后，汇报了在唐朝的情况，大和朝廷才得知盟国百济灭亡的消息，齐明女皇与中大兄等人失去了介入半岛的最佳时机。
　　日期：2018-12-24 19:35:01
　　（二十七）百济的覆灭和铁三角的瓦解
　　唐高宗继位之初，唐朝与朝鲜半岛三国之间，曾经保持了一段和平关系。永徽二年（651年），百济遣使入贡，高宗就告诫使者，百济不要与高丽和新罗发生战争，否则就发兵讨伐。其实这不光是针对百济一国的，李治的言下之意是假如半岛再出现任何不稳定因素，大唐不再会像以前一样置若罔闻，而是会在军事上积极介入。
　　第二年正月，新罗、百济、高句丽都遣使入唐，表面上大家都是一团和气，然而从永徽五年（654年）开始，情况便急转直下。高句丽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便对唐朝和新罗采取进攻的态势。很显然泉盖苏文全然不吸取以往的教训，气焰反而更加嚣张，他攻打依附于唐朝的契丹人，并联合百济入侵新罗，攻占了其30余城。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高句丽与百济、靺鞨组成联军攻打新罗，此时的新罗王已经是武烈王金春秋了，他急忙遣使求救，高宗决定继续对高句丽实行骚扰战，以消耗其国力。

　　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攻打高句丽。此后唐帝国对高句丽的攻势连连不断。公元658年（显庆三年）六月，唐高宗又派遣程名振和薛仁贵率兵渡过辽水，向高丽军发动进攻，攻克高句丽赤峰镇（今辽宁海城附近），斩首3000余级。659年十一月，薛仁贵率部再次渡过辽水，在横山（今辽宁辽阳市附近的华表山）大败高句丽。
　　唐军的这一系列打击，不仅极大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也有效缓解了盟国新罗的军事压力。紧接着,唐高宗将目标转移到了百济，这下有人就感到奇怪了，为什么是百济，按道理讲高句丽才是大唐的宿敌，百济与大唐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其实在651年那次百济遣使入贡时，唐高宗就对百济的行为作出过警告，这说明大唐已经对百济的行为有所不满，但即使百济不听话也不至于到大动干戈的地步啊。实际上这与大唐的军事策略有关，唐罗联军采取了先弱后强的战略，先灭掉半岛上实力最弱的百济，在其领土上留兵镇守，这样就等于在半岛上打下一个楔子，接着再收拾高句丽，就可以以逸待劳了。

　　不过百济的灭亡着实有点冤枉，为什么呢，百济与大唐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最初的关系也还算不错，举几个例子，两国早在621年（武德四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了，百济武王扶余璋遣使入唐，还献上果下马。武德七年，百济与高句丽、新罗同时接受了唐朝的册封，百济武王的封号是带方郡王、百济王。
　　日期：2018-12-24 19:35:35
　　到了贞观年间，两国交往就更加频繁，贞观三年（629）、五年、六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百济都遣使来朝。贞观十五年，百济武王扶余璋逝世，其子义慈王遣使奉表告哀，唐太宗还特意穿着素服为其哭之，赠光禄大夫，还遣使册封义慈王为上柱国、带方郡王、百济王。这段时期可谓是百济与唐朝关系史上的黄金岁月。
　　然而无论唐济的关系有多么热络，也无法掩盖双方潜在的矛盾。新罗被百济视为死对头，双方是水火不容，百济不断向大唐献殷勤，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图大唐能容忍自己攻打新罗以收复失地的军事行为。但是到了唐太宗时代，唐朝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消灭高句丽的问题上了，因此并不乐见百济、新罗两国血拼而让高句丽得便宜，况且新罗已经成了唐朝的亲密盟友，忠实的小跟班，朋友有难，唐朝怎么会坐视不管呢？百济看到唐朝这么袒护新罗，觉得再与之交往也就没什么实质意义了。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百济很快就倒向了新罗的另一个宿敌高句丽的一方了。

　　原本唐朝是希望维持半岛均势，利用百济和新罗来牵制高句丽，以减轻唐帝国在东北辽东一带的压力。可如今百济的转向一下子打破了半岛的均衡，这正是唐朝所不愿见到的局面。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百济与高句丽和亲通好，阴谋夺取新罗党项城，断绝新罗入朝的道路。百济的反复无常让唐太宗很恼火，在丞相里玄奖带给百济义慈王的诏书中，唐太宗的措辞是异常的严厉，但是百济依旧是我行我素，与高句丽的联系反而愈加紧密。
　　在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期间，百济乘机攻下了新罗十座城池。唐太宗撤兵回朝后，百济似乎更加有恃无恐，对新罗的侵犯有增无减。公元647年、648年、649年，接连攻打新罗，对唐朝的朝贡也由此断绝。
　　高宗即位之初，唐朝与高句丽的关系有所缓和，永徽二年（651年），百济也恢复了对唐帝国的朝贡，同时也是在试探新任皇帝对半岛局势的态度。结果唐高宗在玺书中对百济义慈王说：“国王你要把占领新罗的城池予以归还，新罗所捕获的百济俘虏也会归还于你………………你若是不听从朕的指令停止对新罗的进犯，朕就答应（新罗）金春秋的请求，让他与你决战，并且约束高丽，让其无法对你施以救援。高丽若不听从旨意，朕就令契丹诸藩渡过辽河来教训他。国王可要好好想想朕说的话，还是自求多福的好，不要到最后后悔。”

　　这封玺书，实际上是对百济的再次警告，其态度与先帝唐太宗没什么两样。就此百济对唐朝是彻底地失望了，永徽三年（652年）成为百济历史上对唐朝的最后一次进贡的时间，之后百济与日本、高句丽便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继续攻打新罗。
　　随着唐朝与高句丽关系的再度紧张，百济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斗争中，与大唐再度对立。公元655年，百济与高句丽、靺鞨率兵侵入新罗北部边界，攻陷三十多座城池。唐朝决定全面介入半岛事务，并计划先诛灭百济，再最终收拾高句丽，百济的灭亡已成定局。
　　公元660年（显庆五年），决定半岛命运的时刻已然到来。唐高宗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新罗王子金仁问为神丘道行军副总管，率领水陆军十万于三月十日，自城山（今山东荣成）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新罗武烈王金春秋闻讯之后率兵五万从都城出发，六月十八日在南川（现在的利川郡，仁川以东70多公里）驻扎等待与唐军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