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山田麻吕也很紧张，全身大汗淋漓，双手颤抖不止，苏我入鹿感到很奇怪，便问道：“为什么双手不停地抖动啊？”田麻吕说：“主要是女王就在近旁，我会紧张。”中大兄担心时间久了，会生事变，于是率先大喊一声，冲进殿内，子麻吕等人也受到鼓舞紧随其后，挥剑砍向苏我入鹿。入鹿的头、肩均被刺伤，苏我入鹿大惊，连忙起身，子麻吕一刀砍向入鹿的腿部。苏我入鹿连滚带爬地跑向皇极女皇的御座，叩头求饶。事先对政变一无所知的女皇见状大惊，询问中大兄：“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大兄答道：“鞍作（苏我入鹿的别名）欲灭大王家，篡夺王位。”女皇一听，便起身离开，走入内殿中，等于是默认了自己儿子发动的政变。佐伯连子麻吕一剑刺过去，苏我入鹿当即身亡。这一天下着雨，庭中浸水，苏我入鹿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雨中，也不知是谁实在看不过去，将一张草席盖在入鹿的身上，以免遭雨淋。
　　杀了苏我入鹿之后，中大兄率领王族大臣在飞鸟寺摆开阵势，准备攻打苏我虾夷的豪宅。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放火烧了宅邸，自焚而死。 这样在大和朝廷翻云覆雨，把持权力四代的苏我氏覆灭了。
　　日期：2018-11-28 19:27:42
　　乙巳政变后，皇极女皇借机退位，中大兄等人拥立女皇的弟弟轻皇子即位，是为孝德天皇，645年，迁都难波（今日本大阪），并使用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大化。所谓“大化”，是取自于《尚书》中“施教化，大治天下”的意思。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在皇太子中大兄和大臣中臣镰足等人的辅佐下，推行一系列改革，历史上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可以说是先前圣德太子的推古朝改革的延续，但它比推古朝改革更加深入与彻底，涉及到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日本历史上具有真正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日期：2018-11-28 19:28:26
　　“大化改新”在经济上：废除私人田庄和部民制，实行土地公有。这样一来，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邑。除了朝廷保留部分手工业部民外，其他部民全部转为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的自由农民，即所谓的“公民”。在土地国有，部民转公民的基础上，大和朝廷颁布实施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这一项政策很明显具有浓厚的隋唐制度的影子。所谓班田，就是六年为一班，每隔六年，政府就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私奴婢为公民的三分之一，官奴婢与公民同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由国家收回。班田农户负担租庸调。租，就是实物地租，受田每段缴纳稻谷2束2把。庸，是劳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每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就是交纳地方特产，又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的多少征收。1町征收绢1丈、 2丈、布四丈。户调则按户征收，其数量为每户交纳布一丈2尺。付调按照各乡的土特产征收。从内容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就是模仿唐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建立起来的。

　　政治上，大和朝廷则是在推古朝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君权，确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中央设八省，八省官员负责各项事务，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和里长来治理当地。这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制度都参照了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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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年，大和朝廷又模仿唐朝，制定了冠位服色，最初是七色十三阶冠位，两年后又制定十九阶冠位，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邑，以下则给予布帛作为官员俸禄。
　　大化改新为日本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规范的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律令制国家的发展道路。改新之后，大和政权对外不再使用倭国的称号，而开始日本这个名称，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这个名称的出现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向原始落后的倭国时代告别，迈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从乙巳政变到大化改新，短短数年间，日本国内这一系列政治上的剧烈变动，人们很容易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大和政权内部的权力之争和统治危机，但笔者认为除了内部因素外，外部因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乙巳政变发生的前几年，半岛形势骤然紧张，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内政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公元642年，高句丽发生政变，泉盖苏文杀了荣留王及其臣下180余人，拥立荣留王的弟弟的儿子高藏为王，泉盖苏文自己为莫离支，独揽大权。同年，百济义慈王亲自率领军队攻打新罗西部，切断了新罗通向唐朝的朝贡之路。内政方面，义慈王进一步强化王权，流放王族、贵族等高位要人40余名。643年，新罗向唐王朝求援，唐朝皇帝以当时的新罗善德王为女子为由，提出废除王位等要求。与此同时，半岛三国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而唐朝对半岛的干预也在不断升级，朝鲜半岛诸国的政变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毫无疑问半岛三国在经历一番政治动荡后推动了王权的集中，这无疑给日本造成了影响，而且这时候，唐朝开始和新罗联手，向高句丽和百济施压，进而对大和朝廷施加了影响，所以乙巳政变与大化改新是在国内统治危机加重，国外受到唐朝和半岛政治剧变的刺激之下发生的，这两个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他们的发生总是与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紧密相关。

　　日期：2018-11-29 19:17:57
　　（二十四）唐朝的雄心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可谓是劳民伤财，许多人为逃避繁重的兵役与徭役，真的是少费苦心，甚至是自残手足，名曰：“福手福足”。几度征辽，使得隋朝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统治危机不断加剧，隋帝国的统治就这样迅速崩塌，在国内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由李渊来收拾，但是杨广开启的征辽事业却被后来的唐帝国所继承，因为箭已在弦上，发出便再无收回的可能，唐帝国必将要完成隋炀帝未尽的事业，而且将会走的更远。

　　不过现在李渊的注意力可不再高句丽或半岛上的任何国家上面，他一方面要稳定国内时局，剪除地方割据势力，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生产；另一方面要应付北方日益强大的东突厥势力。此时正值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在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上，他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缓和的姿态，遣使入贡，积极与唐修好。这也是唐高祖李渊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立马对高句丽实行安抚，赐给高建武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等封号并释放隋朝在战争时虏获的高句丽人。高句丽方面也展开积极互动，不仅放还了万余名华人，而且毁了由昔日战死的隋军尸体筑成的纪念物“京观”，并让唐政府收敛安葬这批隋军将士的骸骨等，展现出极大的诚意。高句丽向唐朝通贡也颇为频繁，先后11次遣使入贡，甚至还派其世子朝唐，看起来是一派如此和睦景象。同时，百济、新罗也不甘落后，争相入唐，建立册封关系。日本这时也开始遣使入唐，只不过态度有点冷淡，不怎么积极。根据历史从初唐一直到公元663年，也就是唐高宗统治时期，日本总共遣唐有记载的只有4次，而且每每入朝时表现也令唐人不满，《旧唐书•日本传》中就这样记述日本使者的：“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在唐朝人眼里日本人就是举止轻慢，而且不说真话，毫无恭顺诚恳可言，简直就是夜郎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