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从未威胁辽东半岛，可唐朝对辽东半岛的统治还是数奇不遇、坎坷不平。营州之乱爆发后，契丹人一度肆虐辽西，并严重威胁着辽东半岛。幸得辽东都督高德武持危扶颠，“以数百之兵”挡“两万之寇（契丹叛军）”，取得了“破逆贼孙万斩（孙万荣）十有余阵，并生获夷贼一千人”的辉煌战绩。高德武的获胜，彻底挫败了契丹进据辽东的企图，也让危急的辽东情势转危为安。因高德武战功卓著，并“使国家无东顾之忧”，武周政权特对其予以褒奖。平定营州之乱后，契丹、奚两蕃又倒向突厥，辽西再成战场。此后近二十年间，唐朝（武周）只能通过海路沟通辽东。宰相狄仁杰以“省军费于远方”为由，一度建议裁撤安东都护府。可女皇武则天认为，正是安东都护府的存在，才使得契丹始终不能东据辽东。故而，武则天没有裁撤安东都护府，但为了平息朝野议论，便将安东都护府降格为都督府。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又恢复为安东都护府。只是，长期以来，唐朝只能以海路联系辽东半岛。交通的受限，削弱了唐朝在辽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同时，唐玄宗继位后，急于招抚渤海国，以牵制契丹。可渤海国对唐朝在辽东的驻军，非常畏忌。故而，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在册封渤海国的同时，再次做出重大让步。将安东都护府迁出辽东，迁往平州（今河北卢龙）。然而，安东都护府的迁治，并不妨碍其继续履行管辖辽东的职能。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唐六典》明确记载，安东都护府依旧管辖着辽东地区的十四个羁縻州。况且，渤海国归附后，唐玄宗又将安东都护府迁回辽西地区。自后，安东都护府便成为边疆藩镇下辖的一个军镇，接受平卢节度使的节制。

　　平定安史之乱后，安东都护府改转由卢龙节度使（或幽州节度使）节制。卢龙节度使为保存实力，以与外藩及朝廷相抗争，奉行“擅地自安”的策略，“鄣戍斥候益谨”。也就是不断强化边防戍守，并广布斥候侦察。其实，相比于盛唐时，唐军动辄铁骑出塞，横扫漠北、荡除敌寇，卢龙镇的防边举措，太过保守了。幸好，安禄山叛变前，曾大举征讨契丹、奚，两蕃遭到沉重打击，无力再威胁唐朝边庭，而且，直到百年后的唐末，两番才逐渐恢复元气。

　　受益于此，卢龙镇的谨慎举措，仍旧取得了“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的良好效果。安定边庭的同时，卢龙节度使继续履行兼押诸蕃的职责。史载，“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又据唐德宗时，地理学家贾耽《道里记》的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足见，此时的辽东地区，还在卢龙镇治下的安东都护府管控中。可别看，辽东疆土如故，此时，唐朝却有意，将辽东地区送予渤海国。唐朝何故要分疆裂土那！原因两点：藩镇割据、气候异常。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常常恃强，割据一方，无视朝廷。唐朝对这些飞扬跋扈廷的藩镇，忍无可忍，早欲除之而后快。唐德宗先行削藩，因操之过急、用人不当，削藩功败垂成。元和年间，唐宪宗再举削藩，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诸藩镇或灭、或降，皆臣服于朝廷号令之下，唐朝在名义上，复归于统一，史称“元和中兴”。可惜，宪宗死后，河朔三镇再度反叛，不禀朝命，为祸一方。此后，受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的掣肘，历任唐朝君主，即便有志再清寰宇，也都力有不逮、无可奈何。唐文宗曾慨言，“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易，去朝廷朋党难！”而且，直到唐朝灭亡，朝廷也未能再削平河朔三镇。但唐朝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尽可能压制河朔三镇，降低其对朝廷的威胁。河朔三镇中最北的卢龙镇（即幽州），距离渤海国最近，且卢龙和渤海同属强藩。如若，将辽东半岛划给渤海国，渤海国便可毗邻幽州，两强相邻，间隙必起，正好可为朝廷所用。起码，渤海国在侧，足以对卢龙镇起到牵制作用。

　　偌大辽东半岛，本是唐朝直辖疆土，就这么送予渤海国，未免太可惜了吧！虽说可惜，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全国范围的气候异常，已让唐朝对掌控辽东，有心无力了。
　　自八世纪中叶起，东亚地区气候逐渐转冷，某些时段的寒冷特征，与明清小冰期十分相似。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旱，春季，气温回升的时间则推迟，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地发生。唐代文人的作品，就多次提到长江流域结冰的情况。贬于江州（九江）的白居易曾写道“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折”，“冰铺湖水银为面，风卷汀沙玉作堆”。诗人孟郊也曾在《寒江吟》中写道，“寒江波浪冻，千里无平冰”。诗人杜甫泛舟洞庭湖时，亦写道，“寒冰争倚薄，云月迟微明”。可见，唐代长江流域的冰冻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而气候转冷，必然导致夏季暖湿气流减弱。这又引发了长期的干旱少雨，以及天下谷物的连年歉收。

　　于是，在原本的藩镇、宦官、党争外，恶劣气候的出现，再次加速了唐朝衰落。受气候的影响，唐代，中国北方的农牧交界线，开始向南推移。晋北、陕北的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与此同时，气候异常也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引发连串效应。开成年间，漠北回鹘汗国连年大雪，饥荒严重，疫病流行。史称，“会岁饥，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部民“冻馁死”甚多，回鹘遂衰。在饱受自然灾害的荼毒后，北方各支少数民族，在气候异常的驱使下，开始不断南下或内迁。西北方向，大量的党项、吐谷浑、沙坨突厥，迁徙至内地。而北方，漠北的回鹘汗国，还有契丹、奚两番，也都不断南下。

　　辽东地区原本是农耕文明、游牧（渔猎）文明的过渡区。受气候影响，辽东地区，曾占主导地位的农耕经济逐渐退化，当地的汉人也越来越少。反倒是，进入辽东的游牧势力愈发壮大。而农耕与游牧势力的此消彼长，无疑加大了唐朝戍守辽东的难度。中唐诗人王建，曾在《辽东行》中写道，“辽东万里辽水曲，古戍无城复无屋。黄云盖地雪作山，不惜黄金买衣服……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宁为草木乡中生，有身不向辽东行”。作品中，作者生动描绘了辽东地区，气候苦寒、环境艰苦、防务残破，戍守唐军唯有在冰天雪地中，啼饥号寒的凄惨之景。而这也是国力窘困、边庭告警的情况下，唐朝勉力支撑局面的真实写照。当时，戍守辽东已成唐朝不愿承受的沉重负担，继续下去，只会透支宝贵且有限的国力。几经斟酌，唐朝认为，与其让辽东地区逐渐落于胡虏之手，倒不如划给渤海国。这样，即可借渤海国之手，阻止游牧势力侵入辽东。又可让渤海国从背后，牵制桀骜不逊的卢龙镇，让朝廷渔利，何乐而不为那！于是，约在九世纪中后叶，唐朝正式将辽东半岛划拨给渤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