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是有一些学者实在是看不下去，比如，人民大学的郑昌淦教授（郑昌淦坚持“魏晋封建说”，反对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在听说此事之后，气得直跺脚。有一天上课，他当着学生的面说：
　　“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的农民不也是在太阳底下集体耕作的吗？难道他们也是奴隶？怎么可以把这种劳动场景与奴隶社会相联系呢！”【113】
　　结果，引得下边儿听课的学生，哄堂大笑。
　　。这就是郭沫若在学术界公认的人品、文品、或者“学品”。
　　什么？郭沫若还有“人品”？
　　这个有名节、无名实、学品低劣、糟蹋女人、写的诗歌像儿歌，还时不时地鼓动国家刨坟（挖“明十三陵”中万历皇帝的定陵）的学术混子，按照林语堂的说法，就是“集天下肉麻于大成”的懦弱文人，其仅有的那么一点儿人品、学品早就被他败光了。
　　关于郭沫若那点儿光辉事迹，本文碍于篇幅的限制不在这里过多赘述，有兴趣的同学可自行寻找，网络、报刊、杂志、各种媒体关于他的“光辉事迹上一火车一火车的，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数不胜举。
　　阵疯这里只关心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问题，郭沫若那种古怪的、另类的、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奇葩怪论，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彻底根除啊？怎么直到今天还在流行？并作为官方指定的唯一标准被刊印在中小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上，这不是误人子弟吗？难道真要流毒千年吗？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期：2018-09-25 20:35:52
　　《历史的侧面》（169）
　　我个人的意见
　　当人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与传统认知相违背的真相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难以置信。
　　事实上，那些滥用“封建”概念且毫不隐晦的专家学者，绝大多数都饱读诗书，也深受史学方面的训练，深知“封建”一词用于描述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的政体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它只有“封土封国”、“封爵建藩”的意思，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意思。而这些学术达人们又大都熟识西欧历史和西方文化，对于西方舶来的“feudalism”一词有着“封土封臣”、“采邑庄园”的含义也了然于胸，并不存在多大的歧义。

　　但问题是，现实的环境不允许他们说真话，也不允许他们吐露真言。这就使得“封建”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一种学术问题，而是变成了一种“历史问题”，甚至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而政治是主观的，它不是客观的，它不追求客观真理，也从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政治的圈子里，只有立场，没有对错，只有利益，没有真理。人们在接触它时，不得不做一些现实的考虑，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这就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的绝大数人从来都看不见任何事物（的本质），因为他们不是太愚蠢，就是太邪恶。”
　　愚蠢的人自不必说，他们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不做自己独立的思考。但是，邪恶的人却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他们并非是真的看不清事物的本质，而是带有各自“邪恶”的目的。他们三缄其口要么是为了自保，要么是为了从中获利。
　　所谓“顺势而为大智慧，性格耿直讨人嫌”，只有那些既能看清楚历史的真相、又管不住自己那张破嘴的撩闲之人（比如我，哈哈），才会在偶尔吐露真言。

　　而所谓的“失言”，也不过是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日期：2018-09-26 08:10:53
　　《历史的侧面》（170）
　　其实，所谓的历史名词，就像一件件的古董，过去是农民造出来骗专家，现在是专家造出来骗专家。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是专业的，其中很多人还略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然而，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理想主义情怀并不能抵抗得住对于生存问题的考虑，作为“理性且自利”的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而做出一些现实的考虑，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然而，绝大多数人又都是“理性且自私”的，他们执著但不固执，迂腐但不愚蠢，深知是谁把他们带入殿堂，也很懂得投桃报李。在他们看来，最简单、最明智、也是最安全的做法是“大智若愚”，最理想、最安稳、最现实的手段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因为这实在是一项危险的游戏，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甚至会坠入无底的深渊、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世上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日期：2018-09-26 10:07:41
　　《历史的侧面》（171）
　　时至今日，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件令人厌烦的话题，用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甚至表现出一种“淡漠”和“腻烦”的情绪（关于何兹全先生，由于他的学术观点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导致像他这样的大学问家、大历史学家，宗师级别的人物，居然在北师大做了30年的副教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扶正，你说这上哪说理去）。这当然与各家各派久争不下、以及其他学派长期遭受政治打压有关。

　　一般说来，在文丨革丨之前，“西周封建论”一直占据着优势，到了文丨革丨开始之后，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逐渐占据了上风。它们都与毛主席那句“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这句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等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的环境逐渐变得宽松起来，许多理论的禁区也逐渐解禁，一些长期遭受打压、不赞同郭沫若观点的派别也开始有了发声的机会，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小高丨潮丨。

　　不过，由于他们长期地受到打压、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他们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他们的论证逻辑更加严密，但由于“种种”原因，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在学术界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并长期霸占着中小学生的课本，死赖着不走，成为一代代大、中、小学生必须熟练记诵的内容。
　　按照何怀宏先生的说法，“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它也不再只是一件往事，而成了一种现实”【114】。
　　日期：2018-09-26 12:35:21
　　《历史的侧面》（172）

　　可是，老郭的理论存的缺陷实在是太大了，无法使古今中外的“封建”都统一起来。这就使得很多主流历史家在言及西欧封建（feudalism）和日本封建时，言辞凿凿，信誓旦旦，可是一触及到中国自己的“封建”时，则立即变得含糊其辞，躲躲闪闪，总是企图蒙混过关，始终挺不起腰杆来（特别厚颜无耻不算啊）。
　　后来质疑的一方干脆说，我们不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好了，不再纠结于“封建”一词的转义问题，而是另换一些新词，比如“中古社会”、“中古时期”，用这些新词来代替原有的争论好不好？。如此一来，既可以衔接上先秦时期的上古社会，也可以与西欧的“中世纪”或者“中古社会”相对应，又可以照顾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这些顽固的保守派拿出当年革命者不怕死到尽头，宁死不屈，干净利落地回了一句—NO！说什么也不答应！于是乎，双方的观点就更对立了。
　　实际上，郭沫若那一套理论主要来源于苏俄的“二手理论”，而苏俄的“二手理论”又源自于对马克思叔叔理论的改造。马克思叔叔曾经对西欧历史进行过考察。
　　西欧的封建社会主要指西欧中世纪的采邑庄园制。上级领主将土地和农奴分封给亲戚和下属（一般按照军功），然后根据某种效忠关系授予他们贵族的头衔，比如：“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国家的形态类似于一个“金字塔”型结构，层与层之间连接的并不十分紧密，而是一个十分松散的联合体。
　　日期：2018-09-26 14:20:49

　　中世纪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分封形势
　　关于这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名言，“它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
　　日期：2018-09-26 17:14:47
　　《历史的侧面》（173）

　　他们的国王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徒有其表，只具虚名，地方上的经营权完全由各级的封建主自己掌握，中央的“共主”只能控制自己的直属领地，对于其他封君只是形式上的领导人，统而不治。而且，这种统辖关系也只存在于层与层之间，如果越了层，那么连这个统属关系都没有，也就是所谓的：
　　“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或者，
　　“我封君的封君，不是我的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