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种开放的性观念一直持续到汉唐时期。汉朝时的女人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唐朝的寡妇可以再嫁，五代的夫妻并不是什么同林鸟，大难临头倒是可以各自飞，在敦煌的文书当中，有很多是关于离婚的文件。在宋朝之前，鳏夫可以再娶、寡妇也可以再嫁，这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儿，没有人会感觉大惊小怪。特别是到了大唐盛世，唐高宗娶了自己的后妈武则天当皇后，唐玄宗娶了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做贵妃…

　　这些事情如果放在宋朝之前，压根就不算事儿。在时人眼里，这些趣事顶多算是皇家的八卦新闻，如果有哪位大臣像明清的“理学家”那样，拼死阻拦，要求皇帝遵守礼法的约束、不要坏了“人伦大妨”，乃至以死抗争、最后命丧黄泉，那纯属缺心眼。
　　至于封建皇帝—这个就更扯淡了。
　　因为在封建时代压根就没有皇帝。夏、商、周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称作“帝”、或者称“王”，在各个诸侯国内，一般称“公”、或者“侯”。而“皇帝”这个称呼直到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被秦始皇发明出来，在此之前没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物种。
　　这又何来“封建皇帝”一说？
　　…
　　日期：2018-09-20 18:47:55
　　《历史的侧面》（144）

　　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封建X”体的说法长期熏染着中国人民，广大人民群众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称呼，甚至把它视作天经地义的东西，这也无怪乎当时著名的学者张荫麟先生无奈地指出：
　　“‘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个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社会。”【92】

　　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Fairbank）则说的更加直接，他说：
　　“（到了近代中国）‘封建’放佛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惜它缺乏明确的含义”。
　　…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封建”一词逐渐成为代入受过的替罪羊，满满都是血泪。别说了，让“封建”再哭一会儿。
　　日期：2018-09-20 19:25:21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历史学家，“头号中国通”。
　　日期：2018-09-20 20:39:22
　　《历史的侧面》（145）
　　而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而又不置可否的说法一直持续了好多年，直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爆发。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大批革命志士不得不返回书斋，重新探索强国救民的大道理。
　　一般认为，陶希圣和郭沫若两个人共同点燃了论战的烽火，而论战的主要阵地除了他们本门派的喉舌杂志之外，还有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93】，以及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杂志。至于参加论战的人员，大都是一些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有思想有见地的大学教授、以及学术上有造诣、在所属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还有一些留学海外的学者（包括一些流亡于国外的学者）。

　　由于他们身份不同、背景不同、立场不同、经历不同、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不同，使得他们的观点经常发生碰撞。而在辩论的过程中，言语上的冲突和措辞不当又会导致政治上的撕B大战，经常出现“各位战士，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的情形【94】。其中还夹杂着党派纷争、宗派倾轧、政治分歧、思想论辩、学术争斗、乃至人身攻击，情况非常复杂，场面热闹至极。
　　日期：2018-09-20 21:06:07
　　《历史的侧面》（146）
　　如果从地域分布上看，这场论战主要发生在上海，但是，全国的学术单位都有所参与。
　　据说，当时的情况是：

　　当某一个团体邀请某一位专家学者上台演讲，如果他认为中国社会（秦至清）是封建社会，那么反对派的听众立刻会拍桌子、扔椅子。如果他一开口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另一边的反对派也马上会回以相同颜色，进行反击。论战当中，多方论点互相论辩，唇枪舌剑，以至于互相讥讽，相互嘲笑，有时候还有谩骂情况出现，比如严灵峰就说过：“‘骂人’非我目的，但有时候遇到混蛋的‘理论’，大有非‘骂’不可”【95】。

　　不过，此次论战大体还是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的，虽然有的时候言语过激了一些，行为失当了一些，但大体还没有超出学术的范围，直到那个最奇葩的理论出现，彻底改变了“封建”一词的历史走向。
　　日期：2018-09-21 08:00:02
　　《历史的侧面》（147）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这本书里，郭沫若一改往日“新思潮派”学者的含蓄和隐晦，直截了当的断定：
　　“中国社会固定在封建之下已经两千多年”了，封建制度以前的社会史料，都被其他文人“湮没，改造，和曲解”了。并且认为，周王室东迁以后（也就是从东周开始以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转入到封建制”，而“春秋的五伯，战国的七雄”“才是真正的封建诸侯”…“后来秦统一天下以后，在名目上虽然废封建而为郡县”…“但直到最近的几百年封建制度一直岿然不动”。

　　为什么岿然不动呢？
　　当然是因为秦始皇变性啦！
　　啊不，是因为秦始皇变身啦！
　　在郭沫若看来，秦始皇与其说成是“废封建，置郡县”的法家皇帝，不如说成是“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从而完成了一次历史性大翻案。与此同时，郭沫若还认为，西周时期根本不是封建社会，而地地道道的奴隶制社会，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在秦朝以后”。另外，郭沫若还不承认“井田”制的存在，质疑“五侯”说（公侯伯子男），抨击“王有”论，顺便还把王国维、罗振玉、胡适等史学大师狠批了一顿，说他们是一些“只会整理史料”的家伙，根本“摸不到边际”…

　　日期：2018-09-21 11:30:31
　　《历史的侧面》（148）
　　郭沫若此论一出，天下哗然，没有人能够弄明白他那一套“高深莫测”的理论究竟是从何处而来、又要到何方而去？只感觉他的论证逻辑行踪诡秘，走位飘忽，一会儿用“封建的论据”来证明“郡县”的观点，一会儿又用“郡县的论据”来证明“封建”的观点，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已经到了神出鬼没的地步。
　　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究竟要表达什么，就像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一样。大家只觉得他的理论就像一坨臭狗屎，污染了整个学术界，不但臭气熏天，而且臭名远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坨臭狗屎，不仅在社会学领域激起了民愤，更是惹恼了另外一个学术群体，就是—国学界。
　　按理说，国学界的大师们对于此次论战，一直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于这帮“生瓜蛋子”【96】的讨论漠不关心，冷眼旁观。因为在他们看来，“封建”一词早已有了定论，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指的就是“封邦建国”、“封土建侯”的意思，没有其它乱七八糟的意思。而当时参与论战的年轻人，大都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刚刚走出学堂不久，还没有经严格的史学训练，对社会学的知识也是知之甚少。他们大都凭借一腔热血和两三本来自于苏联专家的参考书就厉兵秣马、磨刀霍霍、挥舞着刀枪，仓促上阵。这样的学术水平自然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在当时史学家的眼里，这样的论战实在是太低端，也太没有档次，根本算不上是学术上的论战，只能算是一些网络喷子凭着自己有限的知识，敲敲键盘，打打嘴仗、放放嘴炮，过过嘴瘾。纯属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闲的蛋疼！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

　　“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说来说去都是“变名词的把戏”。
　　可是，郭沫若的论断一出，不一样了。因为他的观点实在是太古怪、太奇葩、也太气人了，居然把秦始皇说成“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这不是瞪着眼儿说瞎话吗？
　　人可以无耻，但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很多国学大师实在受不了了，纷纷站出来批驳郭沫若的奇谈怪论。
　　比如，
　　日期：2018-09-21 13:04:08
　　《历史的侧面》（149）
　　比如，钱穆先生。

　　钱穆于1939年写了《国史大纲》一书，对郭沫若以及当时流行的混乱的封建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钱大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