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9-13 08:31:27
　　《历史的侧面》（88）
　　当时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问题，首先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应该是“两半社会”，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中国的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而以托洛斯基和拉狄克为代表的“少数派”（“反对派”）则认为，中国已经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了，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36】。

　　其实，以今天“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分析，这两派的理论都有所偏差。
　　对于“两半”观点来说，中国早已不是什么封建社会，狭义的封建制在秦朝时就已经结束了，广义的封建制到了明朝初年也寿终正寝。等到清末民初，又何来封建之有呢？
　　对于“资产阶级占优势”观点来说，中国到了近代社会，民族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水平不高，资本主义成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很低。如果硬要说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似乎也有一些过度拔高，根本就达不到那样的层次。
　　另外，近代中国一直饱受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所以，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义成“半殖民地社会”，大体来说是确定无疑的，至于“另一半”是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日期：2018-09-13 09:16:08

　　《历史的侧面》（89）
　　不过，争论毕竟是存在的，按照历史学家何干之的说法，这样的争论“在苏联已经闹了好几年，尤其在国民革命时代，争论得特别起劲，特别严重。紧接着这些不同的见解，又传到了中国。”【37】
　　等到传入中国以后，这两派的争论又被中国的两大派别所继承。至少在1928年前后，中国革命者大体接受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看法，认同“两半社会”的学说，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们组成了“多数派”、或者称“干部派”。
　　而托洛斯基的一些追随者，主要认同“资本主义占优势说”，并带回国内一些托氏本人的著作，比如《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回顾》、《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等。
　　等到这些材料传递到陈独秀手里，一下子激起了他的共鸣，也让他兴奋不已。陈独秀的思想本来就倾向于“取消革命”，放弃革命的领导权，托洛茨基的观点一下子让他找到了理论的依据。
　　知音啊！总算是找到理论上的拐杖啦！
　　后来，托氏的理论与陈氏的主张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托陈取消派”（或称“少数派”）。
　　为了系统驳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托派”主张，“多数派”特意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邀请当时著名的理论家和“笔杆子”们一起撰写文章抨击陈氏的投降倾向。由于他们是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所以，他们这一派又被称为“新思潮派”。
　　而论战的另一方、也就是“托派”，自然也不会甘拜下风，他们创办《动力》杂志，以严灵峰、任曙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术打手和得力干将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思潮派”的观点，对他们的理论冷嘲热讽，申明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因为他们是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所以他们这一派又被称为“动力派”。
　　日期：2018-09-13 10:55:26
　　《历史的侧面》（90）
　　其实，在论战刚开始的时候，主要也是在革命者之间和内部进行的，和学术界沾不上边儿。然而，随着斗争面的扩大、问题研究的深入、思想的更新和论战的升级，许多新观点、新思潮、新主张、新看法、新的学术思想都被扒了出来，开始触及到历史领域，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大都不同意上述两派的观点，觉得他们的理论都有失偏颇，于是纷纷另起炉灶，畅所欲言，各自发表自己独自的见解。

　　而引爆这个“第三方介入火药桶”的正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陶希圣。
　　1928年，陶希圣在其《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周代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过是“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后来秦灭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中国社会性质由此一变，封建制度遭遇分解，从此不得再称封建社会【38】。
　　赞成此类观点的还有一批学者，因为他都是以《新生命》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所以，他们这一派又被称为“新生命派”。
　　另外，还有一批刊物，比如《读书杂志》也站出来发表文章，探讨这个越来越热的话题。他们这些人阵疯姑且把他们统称为“中间派”吧。
　　由此，江湖上便出现了四大门派，啊不！是学术界啊！是学术界出现了四大门派，分别是：新思潮派、动力派、新生命派和中间派。
　　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搜集材料，寻找证据，力图证明自己的主张。
　　就这样，以革命者内部的论战为肇始，关于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论战被引向了全国，在整个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大论证，史称“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日期：2018-09-13 12:51:30
　　《历史的侧面》（91）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阵疯不想说的太多。因为这场论战的起源就不太正规，是政治干预学术而引发的一次争论。
　　当时在苏联内部存在两大山头：一个是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一个是以托洛斯基、拉狄克为代表的“少数派”。两派在思想、理论和革命观点、路线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一直争吵不休，特别是在有关中国革命方面，分歧更大。而这两派又都是在没有经过多少调查分析、也没有多少中国具体的生活经验的情况下，仅凭来自于中国的几本教科书、以及中国留学生口传心授的历史“常识”，再结合一些“苏联革命的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就匆匆给中国革命下了结论。所以说，他们的结论都是有失偏颇的，在某些方面也是极端谬误的，在学术上更是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价值。

　　但是，这一帮子苏联“专家”可管不了这些，在他们看来，理论的正确还是错误都毫无所谓，只要自己的理论观和点能够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贯彻下去就行，就算是自己的大功一件！换句话说，他们把中国革命当成了“小白鼠”和“试验田”，是他们实践革命理论、积攒斗争经验、打怪升级的副本。
　　好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方面的内容，阵疯实在不想说得太多，因为多说无益，反而会招来无穷的祸患，阵疯还想多活几年呢，不想这么容易就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牢里的饭不好吃啊，哈哈，还是不惹为妙。
　　我们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讨论上，因为这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日期：2018-09-13 13:18:09
　　《历史的侧面》（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