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王室之下，有着“宝塔式”的几级封君，封君与封臣之间虽然有着统属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紧密，而且上下级之间往往统而不治，结构松散。各级封君在自己的封地之内是绝对的主人，享有相对独立的民政、财政、司法、以及军事大权，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可是实打实的作战部队，不是保镖、家丁、护院性质的普通打手。另外，各级封君和他们的家臣之间都只对自己的直系封君效忠，对于封君之外的其他封君或者上级封君都没有效忠义务。这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我的封君的封君，不是我的封君”，或者，“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这和西方那句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含义都是相同的。

　　很显然，这种组织松散、结构涣散的“宝塔式”结构（封建制）与秦朝之后那种连接紧密、既统又治的“皇帝—官僚阶层—平民”的“枝层式”结构（郡县制）有着本质区别，根本就不是一类东西，更不能混为一谈。
　　日期：2018-09-12 13:13:41
　　图 西欧中世纪封建制的宝塔式结构　
　　层与层之间的连接并不紧密，各级封臣只对自己的直系封君效忠，对越层的其他封君没有效忠义务。中国西周时期的“宗法封建制”也有这样的特点，与秦朝以后的郡县制完全不同。
　　日期：2018-09-12 13:18:31
　　《历史的侧面》（82）
　　“中国社会史论战”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在第一篇里记着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又加上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大抵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就越感觉他老人家的算术不太好，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仍然是‘名词’上的争论。”
　　—胡适《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
　　日期：2018-09-12 19:24:40
　　《历史的侧面》（83）

　　分辨“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差别实在是一件麻烦事儿，因为历史的天空常常是疑云重重，而问题和麻烦却接踵而来。这就好比我们之前说过的那句话—如果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有人在公开场合下结论说：“秦至清”这段历史时期是什么“封建社会”、或者秦朝之前是什么“奴隶社会”，那么这样的论调在学术界会招来普遍的嘲笑。人们不是认为他疯了，就是感觉他脑袋让驴给踢了，要不就是脑筋秀逗了，反正感觉他精神不太正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难道是这段历史时期出现了什么大变故？或者，在这段历史时期在考古方面出现了大发现？
　　其实都不是。
　　主要原因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一场学术大论战，最终导致“封建”一词涵义的异化。

　　然而，这场学术大论战还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发的，而是因为某一场历史性大事件才导致的。而这个历史大事件就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所谓“大革命”，指的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革命战争，又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其主要斗争对象是当时的北洋军阀，包括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些人。
　　为了达到革命目标，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建立革命军，并在广州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等到1926年中旬，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形势达到了高丨潮丨，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正式开始北伐。
　　因为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又是民心所向，“北伐战争”打得顺风顺水，势如破竹，一路上高歌猛进，取得惊人的战绩。8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9月攻占湖北武昌，11月又占领了九江和南昌，一举歼灭了直系军阀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主力。到了1927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控制了南方省份的大部分地区，眼看就要饮马黄河、北望长城了。
　　可是，
　　日期：2018-09-12 19:51:00
　　《历史的侧面》（84）
　　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中旬，革命形势却急转直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政变，公开叛变革命，不仅大肆屠杀***人，甚至连国民党左派和普通革命群众也不放过。到了这一年的9月份，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和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正式媾合，臭到了一块儿，史称“宁汉合流”。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彻底失败。

　　其实，长久以来蒋介石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借助北伐战争的机会统一中国，然后做中国的大独裁者。但是，对于一个把个人权力置于民族大义之上的政治强人来说，理想从来都是服务于现实的。放眼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东北有奉系军阀张作霖，华北有直系军阀吴佩孚、华东有直系军阀孙传芳，西北有冯玉祥、阎锡山…

　　然而，在蒋介石看来，天下英雄皆鼠辈，这些人都不足为惧。张作霖虽然坐拥东北富饶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地盘虽大，但内部矛盾重重，尔虞我诈，毫无理想可言；西北的冯玉祥属于典型的燕赵猛士，手下有十三太保，作风彪悍，但立场摇摆不定，很容易各个击破…
　　所有这些地方豪强在蒋介石看来，都成不了气候，所谓“世无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那么这位“刘使君”是谁呢？当然是他***了。最令蒋介石头痛的，其实还是***人。
　　蒋介石曾于1923年造访过苏联，并参加了苏维埃成立六周年的红场阅兵，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且深植于军队之中。当他看到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远超中国旧式军阀和旧式军队，而苏联人民同心协力、同仇敌忾、紧紧团结在以苏共（布）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周围、能够爆发出无穷的号召力和惊人的战斗力时，内心不禁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同时也大受启发。所以，他在回国之后便开始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思想，“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35】。

　　日期：2018-09-12 20:24:37
　　《历史的侧面》（85）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于孙中山那一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从骨子里认为只是权益之计，而国民党放低姿态与***合作也不过是一时的无奈之举。这些不过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援助，而“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才是他的毕生所求。
　　但是，蒋介石也是明白人，有一点他心知肚明，就是苏联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塑造出来的军民精神风貌，绝非他那种旧式官僚、以及旧作派的统治秩序所能培养出来的，而***强大的生命力、革命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更是远在国民党之上，尤其是在军队的建设和战斗指挥方面，更是达到了令他恐惧的程度。
　　他曾亲眼目睹北伐战争中***军队所爆发出来的恐怖战斗力。当时的叶挺独立团由**直接指挥，并以***员为骨干，从北伐战争一开始，便展现出惊人的效率。首战碌田，力克平江，奇袭汀泗桥，大战贺胜桥，攻进武昌城，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北伐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日期：2018-09-12 21:03:08
　　《历史的侧面》（86）
　　蒋介石可以对各路军阀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进行分化瓦解，也可以对各股政治势力耍弄权术手腕进行威逼利诱，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由理想和信仰武装起来的、具有实干主义精神的军政团体却无能为力，更无所作为，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深感忧虑。

　　当然了，此时的苏联也并非尽善尽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也是矛盾重重，列宁病重，斯大林清党，托洛茨基和他的拥护者们正日益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批判。俄罗斯出于“嗜土”的民族本性、以及“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苏联红军赖在外蒙不走，并积极策划外蒙古与****。所有这一切都给蒋介石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疯狂反共的原因之一。
　　可以这样说，“大革命”的过程是壮烈的，它所经历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总结的，其中的各种成败得失更是值得标榜史册。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还来不及顾及这些，也无暇顾影自怜，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为将来的革命寻找出路。
　　日期：2018-09-12 21:54:45
　　《历史的侧面》（87）
　　也许是对“大革命”的失败心有余悸吧，也许是认为中国革命不是打倒几个军阀那么简单，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敌人，所以，各派势力在重新探索革命的出路问题时，都表现的相当谨慎，谁也不敢轻言冒进。所谓“大批热血学者不得不返回书斋”【36】，大家都试图从学术方面给出科学的解释，而其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有两个：

　　一个是：“中国到底要不要继续革命？”
　　另一个是：“如果要继续革命，到底要革谁的命？”
　　而这两个问题又可以合二为一，就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或者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中国革命才有出路，只有弄清楚这几点，中国革命才能够有的放矢。
　　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
　　只不过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这场论战不是由中国学术界自身引发的，而是从国外进口而来的。如果从学术渊源上讲，“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最初只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些争论，然后通过一些留苏人员带回到国内，从而强化、突出和引爆了这一本非热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