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文化的主要内涵为各种质地上的动物造型，这不仅体现了战国至汉朝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活情景，更能反映当时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状况。
　　动物本身来源于自然生态环境，与匈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匈奴对动物有着某种亲近感，最终产生对它们的崇拜，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宗教。
　　匈奴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对牧畜和野兽有着特殊的感情，表现在艺术上便塑造了各种形态的动物图案，并赋予深刻的文化含义，即图腾文化。动物造型不仅体现了匈奴的经济类型、生活情景和剽悍勇敢的民族性格，还上升到观念形态，作为图腾去崇拜。
　　匈奴的图腾文化对后世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很大影响，动物造型在历代北方民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说明图腾文化为北方草原地区诸民族的文化共性。匈奴人的萨满教信仰在北方民族中也广为流传。在接受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之前，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都曾经信仰过萨满教，他们继承匈奴的生态文明，崇拜自然、神灵、图腾、祖先。

　　在通古斯语族的许多民族中以及一部分蒙古人中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萨满教信仰。从匈奴肇始，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形成了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和意识，从而形成了天地崇拜、山地崇拜、树木崇拜、水草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崇拜。
　　2、根据气候变化创造伟大的游牧文明
　　早期匈奴人及其先民本来是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的。匈奴民族最初并不是选择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而农业才是匈奴及其先民最先选择的经济生活方式。但当自然环境和气候发生变化时，他们的生产方式根据地理环境及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做出相应的调整。从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为游牧文明适应了自然环境。
　　在匈奴故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已有人类在此以农业谋生，农业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在河套以北地区，相当于仰韶晚期的人类遗存是“阿善二期文化”，时代约相当公元前3700—前3000年之间。这时期人类的遗存较为丰富，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的经济生活特征明显。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包头地区，存在着一种被称之为“阿善三期文化”。从以上考古学资料得知，匈奴及其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依赖有利于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从事一种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

　　气候上的变化是造成匈奴变迁的重要因素。许多古气象学家都曾指出，就全球整体而言，公元前2000—前1000年，是一个逐渐趋于干旱的时期。
　　这个趋势，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顶点。公元前6000—前1000年，华北地区是较湿润的时期。在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后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了，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再度形成。在鄂尔多斯地区，由于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的影响，全新世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便逐渐形成并持续加强。以致形成了现在大青山以南的套北地区以及鄂尔多斯东部、土默特平原都属于温暖的半干旱气候; 鄂尔多斯西部，则属于温暖的干旱性气候区，到了狼山下的套西北地区，年雨量只有150—250毫米。因此大体来说，这区域干旱的程度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增的; 降水量不平均且变化大是其特点。人类想要在这里生存和发展，只得适应新的自然环境，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和传统的经济结构。

　　公元1世纪之前，匈奴及其先民由从事原始农业转变为从事畜牧业，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从远古以来，就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盐铁论》则载匈奴“因水草为仓廪”， “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史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史记匈奴列传》说其“即‘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耕田之业’”。《淮南子原道训》说“雁门之北狄不谷食”。《盐铁论备胡》亦说“外无田畴之积”。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从匈奴的畜群规模也可以看出当时游牧经济的成果， 《史记》记载，冒顿围汉高帝于白登山时有“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山”，“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兵北击匈奴，“得牛羊百余万”。公元前124年，卫青击匈奴右贤王，得“畜产数千百万”。公元前71年，汉校尉常惠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公元89年，窦宪追击匈奴败兵于私渠比鞮海， “获牲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公元134年，“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以上仅就一个地区、一次战役而言，而且又仅是被获之数，每次已多至百万或近百万，汉代匈奴人与内地边贸很发达。杜笃在其《边论》中记曰：“匈奴来请降，帐幔毡裘，积如丘山。”公元135年，“乌恒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记述了乌恒动掠汉朝与匈奴边贸商队的情形，但其所记述的“商贾车牛千余辆”的情形，说明了当时商贸交易量很可观。

　　匈奴人驱赶牲畜前来互市时，少则万余头，多则十几万头。公元84年，北单于派一个亲王，“驱牛马万余头号，与汉贾客交易”。汉武帝时，把“互市”当做诱歼匈奴的手段，公元前127年“互市”时，汉朝突然出兵4万骑，分击上谷、云中、代、雁门，“虏三千余人，获牛羊百余万头”。可见当时匈奴的畜牧业之发达，草原是畜牧业的基础，足见草原植被之优良。
　　游牧文明就是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产生的，游牧文明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显著的优点就是相比农业对自然的破坏力小得多。就北方蒙古高原半干旱性草原而言，保持对自然合理利用是人们赖以长期生存的法则。匈奴人选择游牧，是“适应北方寒冷、干旱气候条件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成功选择，是人类延续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胜利。游牧经济的诸多优点，更为匈奴之后陆续出现的北方诸民族所延承和发展，其奠基性是不容忽视的”。亦邻真指出：“游牧经济的产生是蒙古地区上古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是北方民族人民的伟大历史贡献。”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

　　匈奴人的游牧业生产方式为后世几乎所有亚欧草原游牧民族所继承。据记载，突厥人“随水草迁徙”，所从事的游牧业生产基本上与匈奴相同。
　　蒙古人也是如此。匈奴人及其先民所创造的家畜的驯养、改良、杂交等生产技能，如骆驼的驯养、骡的生产等，也被许多游牧民族所继承，许多匈奴游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诸多游牧民族传承和发展着，有些穿越了两千余年的历史雾霭，流转至今。在后世的毡乡生活中都不免或隐或显地再现匈奴的身影。